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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如下：通过上述方法把8个音节与其他音节“联合起来”。那就是说，其中4个音节必须由另外的音节来反应，在后者，一个起始的硬的辅音被一个软的辅音所取代，反之亦然，一个起始的软的辅音被一个硬的辅音所取代（押韵音节），例如tak－dab，而其余4个音节则必须颠倒（颠倒音节）。每个音节出示32次，如果与先前系列中大量的重复次数相比，这种出示次数只不过是个小数目而已。一个重要方面是出示的方式。开始时所有4个押韵音节都出示，在下一个音节被被试叫出之前，每个音节再重复一次，例如：
刺激 反应
dak tak
dak tak
ged ked
ged ked
整个程序被重复，接着同样的音节用简单的选择重复2次，而不进行连续重复。颠倒音节也服从于同样的程序。然后，进行第一种材料和第二种材料的更多重复，直到两种材料都达到了出示32次的要求为止。在学习完成以后，测验便开始了。再次向被试出示音节，被试的任务是用改变元音的方法作出反应。首先叫出20个新音节，然后是一个押韵音节，接着又是5个新音节，然后是一个颠倒音节，再下面是6个新音节，一个押韵音节，一个新音节。也就是说，先前练习过的3个关键音节散布在大量的中性音节之间，结果是没有错误反应发生，那些关键音节的平均反应时恰好与新音节的平均反应时相同。于是，第一次测验仅仅证实了先前的结果。但是，现在加上了一个新的测验：指令是硬音…软音的押韵，头4个音节是4个押韵音节，该活动先前曾被练习过。后面跟着两个音节，取自这些同样的押韵直节，然后出现第一次测验的颠倒音节，接着是其他两个押韵音节。结果是颠倒音节的反应时比押韵音节的反应时长144％（880毫秒）。同样的颠倒音节，在第一次测验中尚未导致任何迟缓，在这次测验中却产生了很大的迟缓。该试验以一次最后的测验而告结束，在这次最后的测验中，任务是把音节颠倒过来，其程序与先前的相同，只有一个例外，即在第一次测验中用过的两个押韵音节被散布在颠倒音节中间。它们中的一个音节导致错误反应，而另一个音节则导致74％的迟缓（480毫秒）。
由于同样的音节在一个测验中表现出迟缓和错误反应，而不是在另一个测验中表现出迟缓和错误反应，因此，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不可能是联想，这种联想本该在两个测验中的任何一个测验中出现的，两者都与＋－类型一致。其中的真正原因是容易发现的。在最后两次测验中，供特定活动（押韵和颠倒）的第一批6个音节已经分别与押韵音节和颠倒音节一起学习过了。由此可见，有两种方式可以完成给一个押韵音节进行押韵的任务：一种方式是实际地给它押韵，另一种方式是用先前做过的音节来做它，也就是再现随之发生的音节。与此相似的是，当我们被问到8＋4＝？时，我们回答12，毋须通过再现这一新的加法过程。同理，被试在给一二个押韵音节押韵以后，他们除了再现以外实际上不会再给它们押韵了。为了学习的目的，原先的呈现方式（每个音节的双重呈现）已被选择，因为它倾向于促进这种程序方式。可见，存在着一种再现的心向，它与押韵的心向差不多，如果把这种心向应用于一个不适当的音节（例如，把颠倒音节用来押韵，把押韵音节用来颠倒），则必将导致错误反应，或者，如果心向受到阻抑，则必将导致相当大的迟缓。另一方面，正如在第一次测验中那样，当一些中性音节被提供来执行一项任务时，只有一种方式可供选择，再现也就无法发生。结果，再现的心向得不到发展，而押韵音节和颠倒音节就像新音节一样容易地和迅速地以正确方式变化。
这一解释使阿赫的假设失效，我们在前表（见边码p．576）上曾列举了阿赫关于O＋的假设，该假设认为，再现仅仅是没有任何特定心向的联想结果。
勒温的研究与我们理论的关系
然而，我们的主要问题仍然未被回答：勒温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理论一致吗？勒温的研究结果是否证明，一种联想，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组织的痕迹系统，对新的过程没有施加力量吗？就我可以看到的而言，我认为勒温的研究结果没能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为他的实验所提供的解释（见边码P．561）同样可以在这里应用。在有些事例中，只要没有发生迟缓或错误反应，那么旧的痕迹便与新的过程处于交流之中，这一点没有得到证明。但是，如果这些旧痕迹未与新过程交流，那么，它们当然不能对新过程施加什么影响了。如果这是对勒温研究结果的真正解释的话，那么，勒温的研究结果便与我们的理论完全一致了。由此可见，勒温的研究结果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消失。不是一个痕迹对一个过程施加了影响，而是一个痕迹对相反关系施加了影响，也就是由一个过程产生的影响作用于痕迹系统。它们证明，按照联想理论，一个a的重新唤起并不必然具有使b重新唤起的倾向，尽管这个b在以前曾经与a联系在一起，因为a的重新唤起并不一定与ab痕迹进行交流。换言之，即使就联想理论本身而言，联想定律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当a与旧的ah痕迹系统建立起一种交流关系时，a的重新发生才能引起一种使b出现的倾向。
勒温的实验还不止证明上述这些东西，它还揭示了决定这种交流的一个十分有力的因素。然而，在我们继续讨论下去之前，让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个事实本身。看来，该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它在联想主义心理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尽管早在1889年霍夫丁（Hoffding）已经清楚地指出并有力地强调过这个问题。霍夫丁的论争如下：我看到一只苹果，它使我想起了天堂。现在，我正在看到的苹果决不会与一幅天堂的图景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一幅苹果的图景联系在一起，该图景与眼前看到的苹果不同，可能已被包含在一幅天堂的图景之中，或者一个苹果的观念可能已经与一个天堂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了。不论这可能是什么，霍夫丁认为，眼前的苹果必须与旧的苹果的记忆痕迹联结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导致天堂的观念。
“替代定律”（或“同化定律”）
这种解释并没有为当时完全处在联想主义统治之下的心理学家所接受，因为它暗示着由新过程唤起的痕迹相似性效应。心理学家更喜欢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接近性定律的基础上。于是，他们引入了另一条定律，也就是替代定律（law of substitu… tion），籍此解释同样的事实。这个定律认为：如果在a和b之间形成一种联想，那么，不仅a能够再现b，而且与a相似的任何一个a’也将能够再现出b，由a’引起的再现倾向的强度随着a’和a之间的相似性程度而变化（缪勒和皮尔札克）。在美国，该定律被称为同化定律（law of assimilation）——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命名，因为这个术语早就被冯特（Wundt）用于一种十分不同的现象上去了（参见第三章，见边码P．103）——它在罗宾逊最新提出的联想主义观点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定律而出现。然而，在我看来，该定律仅仅对它认为是事实的东西进行了命名，而没有对它进行任何解释。它确实应该是一种解释，如果人们像霍夫丁那样认为，痕迹a可以由一个过程a’来重新唤起，尽管过程a’与a不同，但是与a相似，因此，a’可以再现出b来。如果没有这种假设（替代定律意欲使之无此必要），那么，该定律便无法与联想主义的主体相联结，倘若人们把联想主义视作一种解释性理论，而不仅仅是纯经验主义定律的汇集的话。
但是，即使作为这样一个经验主义定律，替代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