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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上古神话“仅存零星”（鲁迅语），它仍然可以看作我国先民文化的包落万象的总系统，是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总和，可以分解为若干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分系统（或子系统）。就体现先民审美意识这一子系统而言，窃以为其总的特点是：极为朦胧、原始，且发展缓慢。这又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查。
一。功利性：形式美不在视野之内
且把玩一下最著名的几个神话故事吧！
《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都是记述与赞美某种有益于人类的重要功绩，或某个激励人心的事件，功利目的不是积淀到了人们的意识深处，而是朗然凸现在字里行间，绝无所谓“审美观照”意味。现今我们能见到的（是经过了无数次由信息到反馈的运动，最后才定型的）文字材料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它口耳相传的最初形态了。这些简略的故事里，体现的是一种朦胧的崇高感，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美感出于一种对伟人——神的不凡作为的由衷的景仰，即出于对直接的物质功利追求，远不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克乃夫·贝尔语）。
关于女娲的神话有多种记载：
（1）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
（2）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
（3）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 不息。猛兽食顓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 黑龙以济冀州，积炉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顓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l）总说女娲造万物，不及其它。（2） 具体讲女娲造人，并指出所用的土为黄色，体现了对颜色的分辨。黄色最初有如此特殊的功用，也许是后世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对它格外尊崇的原因。（3）则道出了更多的业绩：补苍天、灭火灾、除水患、杀猛兽、去凶禽、斩毒蛇。但这一切仍然是通过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传递给我们一种崇高感。这里有些形容词：苍、猛、淫、狡、浩洋、爁炎等，恐怕是汉代人加进去的；全文整饬如赋，自然是刘安等人讲究文章形式美的结果。至于表示时空观念的“往古”、“四极”；地理区划“九州”；还有颜色概称“五色”；以及“四”、“五”、“九”这样准确而灵活的数学语言、“平”、“正”、“生”、“死”这样广泛而抽象的概念，则更是跟神话主干的审美意识之朦胧难以搭配。这定然也不是原始神话所具有的。
看来，原始人类的审美意织萌芽于朦胧的崇高感，它的产生远在对物体的形态、色彩、线条、音响等形势美的产生之前。《淮南子·齐俗训》云：“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女娲等神话大抵产生于这个阶段。那时人们还没有时空观念，不辨东西，不计日月，对自然界的一切都分辨不清。最先出现的只是对无边的黑暗、耀眼的光明、狂风、烈日、大火、洪水、暴雨、严寒、酷热、凶禽、猛兽等直接危及生存的自然物象的亦惧亦惊的感觉。通过漫长的实践岁月，自觉不自觉地掌握了一点保全性命的规律，恐惧感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便是一种幸免于难的愉悦，一种朦胧的崇高感，幻想是“神”征服了先前无可抗拒的自然敌人。人类童年审美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有类于人的儿童时代。儿童，开始总是没有时空观念，对强烈的刺激才有感受；并且好奇，充满幻想，把一切都人格化，而对丰富多彩的物体的外形的感受则要到一定的年龄之后方能产生。感知了物体的外形及其相互的空间关系等等，才有可能出现形式美的意识。而不同的个体则又因种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其审美意识的发展进程互不相同。
通览现存的中国上古神话资料，凡较原始的，绝大多数都未曾将形式美放在视野之内，最明显的表现是：根本不注意人类后来特别讲究与追求的女性形象美。那么多有关女娲的神话，说来道去的只是她的业绩，没有人意识到要从外貌上对这位伟大的女神加以美化。
《山海经·西次山经》说西王母“蓬发戴胜”。不管戴的是什么东西，总算是懂得装饰自己了。《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意味着人们在用一定的色彩美化生产工具。功利目的已经开始幻化，这是对形式美追求的萌芽。这类神话较少，但它（如果没有掺进整理者审美意识的话）标志着我们祖先审美意识的明显进步。这类神话大约创造于山顶洞人时代，是女娲、夸父等神话的继承与发展。
《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希望长生不老是不是原始人的意念姑且不论。这里说嫦娥变为蟾蜍，并非贬词，因为当时人们虽有了形式美的萌芽，却还难以将自身与动物彻底分开，更谈不上去区别人与动物外形的妍媸了。西王母懂得“戴胜”，可她是什么形象呢？不过“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罢了（《山海经·西次山经》）。不仅如此，闻一多先生早就指出过，《山海经》那数不清的神中，有半数以上都是“人首蛇身”（见《伏羲考》）。就是曾为我们祖先的生存繁衍作过巨大贡献的女娲与伏羲也不例外，一个是“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一个是“人首蛇身”（见《山海经》郭璞注及《帝王世纪》）。如果说这种怪异丑陋的形象里带有什么感情色彩的话，最多不过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
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得赛》中保存了大量的神话，对女性外形之美的追求，简其到了疯狂的地步。矛盾的中心往往是为了争夺美女，而且兴师动众，不惜血的代价。如《伊利亚特》写到，在数年的血战之后，双方争夺的目标——海伦走到特洛亚国元老们的会议场时，那些一向冷若冰霜老头们看见了她，竟也交头接耳道：
没有人会责备特洛亚人和希腊人，
说他们为了这个女人长久而痛苦的战争，
她真象一位不朽的女神啊！
中国上古神话对人体美还浑然不觉，而希腊人却对女色（人体美）如此看重，两个民族在审美意识上存在着多么大 差距！（后来就更是分道扬镳了，中国其它古代文献中，很少不把女色当作祸水的。）
保存印度神话最多的两部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也是叙述王子罗摩，为找回美丽无比的爱妻赛泰，而与恶魔莱瓦那所进行的斗智斗勇的经历。
从对功利的直接追求，到把它积淀到意识深处，把美感寄托在某些“有意味的形式”上，需要走过一段漫长的历程；再到追求人体本身的美，又需要走过一个漫长的历程。就体现的审美意识而言，无疑，中国上古神话要原始得多。是中国神话产生的时代特别久远，还是其它民族的先民审美能力发展得快一些？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课题。是否可以说，中国上古神话的繁荣（如果有过繁荣的话）在形式美的产生之前？
二。直觉性：见物不见情
大禹与涂山氏的故事，是奴隶社会初期的产物，多少反映了一点先民的情感活动。此外《蚕马》、《湘妃竹》、《牛郎织女》等故事，都带有一些人情味。尽管这都是淡淡的，但在目前能见到的较原始的神话资料里，也属不可多得。可见，对于自身的情感的活动，我们的先民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是中国戏剧形成很晚的原因之一）。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剖析另一种有趣的现象：中国上古神话中所有的神，都是有形的物质的神。女娲、夸父、大禹、伏羲、西王母、后羿等等，全是人格化的神。精卫“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本来可以进而升华为复仇女神，但我们的先民没有跨出这一步，只把它看作是神鸟。《山海经》里那难以数计的神，不外是怪模怪样的或人或禽或兽。龙与凤虽属虚构，仍在动物的范畴之中，直到近现代新造的神话，谁又能脱离上古神话的传统？神化的对象，不外是人、自然物体（日月山川）、自然现象（雷电风雨）、动植物（鸟兽虫鱼）。揭去罩在他们身上的灵光圈之后，就总是直观的或可以直觉到的某种物质形态。
古希腊神话中，当然也有众多物质型的神，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占领古希腊神话世界。这个神话王国里，还有更引人注目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