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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在鲁迅寓所通向内山书店那条狭窄弄堂的两壁之间，体验那个时代极度的紧张？我记起鲁迅《且介亭杂文·运命》里的调侃：“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还有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说过即使是仇敌的优点也要学习之后的一段话：“我相信自己的主张，绝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我只是在通向内山书店的那条弄堂里，才真正进入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下的这些调侃，理解了那调侃并不仅仅出于他对无端攻击的愤怒，更是出于他对于在历史状况中进行政治选择的坚持。在国家存亡日益成为现实问题的严酷时刻，鲁迅的坚持，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民族立场”，而是对于比这个立场更为深刻的“拒绝做奴才”的坚持，是对于在不自由状态中艰难地创出“自由”的坚持！
或许只有在和平的年代里，感觉方式才会被培养得直截了当。也或许只有在可以从危机意识中掉转身去的时刻，观念才会被看成实实在在可以坚守的东西。在上海虹口区那个繁荣热闹的下午，我遥望着昔日日本海军司令部房顶上那个特意保留下来、因而与周围景色明显错位的破旧岗楼，似乎懂得了在遥远的那霸和边野古所发生的、不能以“对抗美军基地”简单加以概括的那一切，并且懂得了，那不能以透明的方式诉诸于概念加以传达的，才是历史，而这不透明的历史，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
今天的上海人引为骄傲的，或许不是虹口区那些牌牌之后需要想象才能呈现的一段历史，而是浦东那可以直接触摸的现在。当八十八层的金茂大厦把世界上各大都市的名字按照方向和距离写上观光厅八方玻璃窗的时候，我产生了世界在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幻觉。在金茂大厦顶层，我没有找到“那霸”的字样，但是面向东南，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感觉到它与上海、与中国息息相关。当中国人还在想象和呼唤美国式民主和法制、把它幻化为透明的理念时，冲绳正在真实地承受着这并不透明的“法制”的蹂躏——竹内好说过，西方内部的平等是在认可对亚洲、非洲的殖民掠夺基础上的平等，这样的价值不可能贯彻到全人类！而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克服危机的有效进路？如何不纠缠于肤浅的立场之争，不简化地挪用被抽象之后失掉历史含量的那些西方观念，从而打造我们的社会和历史所需要的价值判断？
我在那霸曾经遇到过一位喜爱竹内好的冲绳知识分子。他说，当年他在竹内好那里曾经找到过投身学运的能量。在本土日本人还在疑虑把冲绳称呼为日本一部分是否有失政治正确的时候，这个冲绳人却似乎并不计较竹内好是个日本本土知识人。他说，因为他在竹内好那里得到过关于中国、关于革命的最好想象。今天，冲绳承受着多重压力，把美军基地赶出去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一角冰山。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之下，和平公园的墓碑才得以与边野古的老妈妈对自由的渴望一起，承载同样的一段历史。当我在上海走过鲁迅当年走向内山书店的那段百米多长的石板弄堂时，我同样感受到了多重压力之下那绝不单纯的历史，感受到了鲁迅思想遗产的丰厚。而或许正因为这连续两个圣诞节的经历，我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感觉，对于鲁迅与竹内好的感觉，不再能以截然分开的方式并存，它们缠绕着却又各自独立，抗衡着却又不断转化，在跃动着纠葛着的历史关系中，从那霸到上海，我依稀看到一个艰难延展着的思想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开掘关于“中国与日本”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重新开掘在现实危机意识中潜藏着却未及生长的政治。
返回目录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
□韩毓海《读书》2006年第4期
第一次看到竹内好的照片，就为他明亮的双眸和专注的神态所吸引，这种思想者特有的目光仿佛在吸引和召唤着挑战者、批判者。
竹内好之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理所当然有一层更为特殊而敏感的意义，这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战争问题，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
我认为，竹内好战后的思考从总体上说就是：对于昭和思想史——这一段“战争思想史”、“暴力思想史”之“纯洁性”的辩解。
竹内好无形中给人一个印象：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从“近代思想”的意义上说，日本却没有过失败。因为正是在竹内好为之心仪的“近代的超克”的视野中，太平洋战争才被解读为笼统的“亚洲”反抗西方列强的战争，是对“亚洲”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近代以来，日本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唆使下进行的甲午战争，在英美军费贷款直接支援下的日俄战争，都被不加分析地鼓吹为“亚洲对西方列强的圣战”，而且，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它没有任何民族解放和民主扩展的意义。
正因为作为思想家的竹内好是从维护思想的复杂性、神圣性的角度，在总体上维护“昭和精神史”的合法性的，所以，无论谈论三十年代日本左翼还是谈论竹内好，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
明治维新/“西南战争”——近代危机与“超克”的起源
竹内好成为思想史上的旗帜和代表人物，源于其“近代超克论”。
“近代超克论”首先是一种对于日本近代“起源”的追问。而种种关于“日本起源”的叙述，无非是将日本置于同周围世界（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对立和分裂中来回答“日本是什么”的问题。只不过，与近代日本主导性的“脱亚论”形式上正相反，“近代超克论”是通过与整体的“西洋”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作为“亚洲价值”的代表的方式，来回答日本近代的起源问题的。
从一九四四年写作《鲁迅》到一九五九年写作《近代的超克》，在竹内好的论述中，一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被贯串下来：他不但一直将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而且把西南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互相对应，同时视为日中近代的“开端”。这种叙述在近代史研究中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实际上，在竹内好思想深处，离开了“西南战争”，也就不能理解“明治维新”，正像离开了义和团运动就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和中国近代史。
首先，这两个运动的宗旨和口号非常相近，在西南战争是“尊王攘夷”，而在义和团运动则是“扶清灭洋”；其次，这两场运动都分别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出卖和镇压。也就是说，其历史命运也极其类似，特别是，无论作为“最后的武士”运动还是作为“义民”的暴动，西南战争和义和团运动都是非常特殊的“日本现象”或者“中国现象”，这种现象在普遍主义的科学视野中的确是没有地位的，因而它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才能重现。
西南战争，是指一八七七年在鹿儿岛爆发的以西乡隆盛为领导者的下层武士反抗明治政府的暴动。十九世纪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日本下层武士的生活、地位均受到严重打击，他们将江户幕府视为不能代表日本“国体”的“卖国势力”，因而打出了“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号，将明治天皇从京都迎入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武士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当得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准备立即接受连江户幕府都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时，武士集团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随即在西乡隆盛领导下发动了新的暴动。明治政府以武力平息了这场暴动，残酷镇压了在天皇复位和明治维新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层武士，并借此彻底废除了武士制度，而西乡隆盛，则于一八七七年九月毙命于鹿儿岛的汤山。
曾经是明治维新功臣的西乡隆盛，悲剧性地对明治政府发动了“革命”，他因此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