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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靖国神社的历史性，自战前开始孕育了怎样的连续性，以高桥哲哉为首的日本的论者们已经使之问题化了，在此，没有必要重复相同的见解。顺便提一下，如果假定二○○五年八月十五日聚集到靖国神社的人有二十万，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个靖国神社明确表示否定见解并进行内在分析的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获得了三十万的读者。当然，在此想申明的，并不是单纯地让二十万人与三十万部书这两个数字相对峙。
其实，战后六十周年聚集于靖国神社的人数规模远在前一年的六万人之上，可以说是无意识的现象。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面对二十万人无意识的行动，三十万读者想寻求精神分析的答案这一图景。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将意味着什么——必须自我分析那个理由的必然性已经被意识到了。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虽是少数派（约五十多名年轻人），但在八月十五日持明确政治主张登场的人们，还是值得特书一笔。特别是他们的行动，无疑给靖国神社这个日本人无意识的场撕开了一道裂缝，带来了某种觉醒（或治愈）作用，而阻止他们行动的日本警察实际上是想原封不动地保留靖国神社这个无意识的构造，起了无意识的“看门人”作用。
八月十五日当天，战后一直坚持批判日本遗族会的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的有关人士近三百名，在东京的教育会馆举行了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集会。同时，当天接近正午时，约五十几名举着“反对赞美侵略战争！”“打倒小泉！”标语的无党派市民出现在靖国神社附近。他们是为了申诉“靖国神社并不是祈祷和平而是为‘追悼’战死兵士做心理准备的场所”而聚集到这里。当他们试图接近靖国神社的正门时，其中的四人被警察逮捕。当天在神社的四周，又有两名被称作“中核派”的“新”左翼的活动家和两名右翼活动家以“妨碍公务执行”为理由被逮捕。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对八月十五日逮捕八人的经过做了记述：
在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周边，十五日，以妨碍机动队员警备活动为理由，警视厅对被视作过激派活动家的六名男子和右翼团体成员两名男子，以妨碍公务执行和器物损坏的嫌疑当场逮捕。被视作活动家的六人均保持沉默。
实际上，《朝日新闻》之外的报纸，也做了内容相近的报道。但遗憾的是，就连《朝日新闻》也只是把“警察发表”囫囵吞枣地照搬上去。特别让人不得不注意的是使用了“过激派”这个警察用语。我对上述无党派市民组织“反对小泉参拜靖国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较为熟悉，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棍棒等简单防护工具的经验，当天也只完全赤手空拳地抗争机动队（警察）的制止行动。
战后被保持日本秩序的一方所使用的“过激派”一词，正渐渐与“九一一”后全球化的“恐怖主义”话语体系相契合。但，日本国首相对一个宗教法人做公事参拜，基本上是违反宪法的，而且战后被“合祭”的战死者的名册是由当时的厚生省提供的，这也有违反宪法的浓厚嫌疑。尽管如此，如果对有强烈违反宪法嫌疑的靖国神社的存在方式提出异议，就要被贴上“过激派”标签，媒体的这种现状，不得不说是有很大的扭曲。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指出，今天的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改定宪法的呼声高涨，也是与把自律性市民公共圈作为特殊政治倾向排挤的警察国家的巨大化紧密相连的（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定位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一环的现象）。
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的最大利处是，作者尖锐指出，靖国神社是把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族的悲伤转化为“喜悦”的炼金术装置。此外，在高桥的著作中，作为应引起注目的事态，记载了对亲人的灵魂被“合祭”在靖国神社中而感到痛苦、提起诉讼的人们的事迹。如果提起诉讼的是日本人，那么诉讼是作为侵害基督教等信教自由的问题而被提起的；而元日本兵、军属的韩国人、台湾人的“合祭”问题也非常深刻。韩国人以及台湾人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提出，尖锐地揭出了作为日本侵略和殖民地化的结果的靖国神社，甚至企图剥夺个人的自我认同的本质。这样，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因为提起问题的尖锐性，鹤立于日本出版的其他有关靖国神社的书籍中。
可是另一面，虽然《靖国问题》为了简明易懂地说明靖国神社的问题性，从东亚的人们的感情反应出发，积极地介绍了对靖国神社的“合祭”感到痛苦并提起诉讼的人们的事迹，但在含有相反例子的问题上，就没有跟上。例如，在台湾政治中，有时“日本”作为政治筹码被使用时，不如说迎合日本保守政治的主张也不少。当然，我并不是说，对靖国神社的“合祭”感到痛苦的亚洲的人们不具代表性。但如果我们试图对靖国神社这一存在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也还是需要重新思考东亚视点的复数性。就是说，东亚的诸国、诸地区的人们，到底是以何种感情记忆，对日本帝国所进行的战争和殖民地支配做出认识的。
日本对于东亚诸国、诸地区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是我个人最关注的。但在这里，鉴于篇幅和笔者力量的局限，不如换一个角度推进问题，就是试着考察日本的批判运动圈一直持有的历史性潜在能力的问题。
选择从这个方向推进的最大的理由是，由包括在靖国神社被逮捕的四位在内的我的朋友们组成的组织的行动动机，尽管并不是直接含有亚洲的视点，但从结果上看却是如此。这一点相当意味深长。
举一个例子。我想起了一九五二年在日本爆发的居民反对美军建设炮弹射击场的斗争（石川县内滩町的“内滩斗争”）。他们斗争的主要理由是，对土地强制征用和生活权受到损害的反抗，当时并没有把朝鲜战争作为斗争的前提。意味深长的是，据说当时他们完全没有理解，为什么在自己的斗争中，会有许多在日朝鲜人团体前来协助。但是，从结果上看，这次反基地斗争，最终上升为具有东亚冷战（热战）意识的斗争。在这里重要的是，某个运动集团的内向性的要求与具国际感觉的道义心并不能被简单地泾渭分明地分开。这次基地斗争，就过程来说，不可避免地是与日本中央政府对决，那当中有非同小可的决意——如果非要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那就是对日本国家权力的“独立”心的要求。现在，如果我们翻阅有关内滩斗争的种种记录，就会发现参加斗争的那一个人一个人的觉醒过程真的是跃然纸上。并且自那以后，这次内滩斗争成为日本“草根民主主义”的原点，始终警醒后人。
下面，为了使这段历史脉络更清晰，试着引入完全相反的例子。那是通过战后的左翼作家堀田善卫的双眼映出的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