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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腐败。中国的腐败呈上升的趋势。在十年间，中国从按照腐败严重程度排名的一百个国家的末位上升到第五十七位，和阿根廷、埃及、拉脱维亚、泰国和土耳其差不多。但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长处在于还在进行反腐败的斗争。在过去的五年间，中国法院宣判了上万名腐败的国家公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曾经出现在几年前一些国际经济杂志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之列，而今天他们则呆在监狱的铁窗之后……虽然所有这些并不能表明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可以控制的问题，但却说明在这里，腐败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俄罗斯的情况就不一样，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反腐败的斗争同中国都无一丝相同。
最后，为了避免中国的盲目乐观，我想指出俄罗斯所具有的明显的三大优势。
第一点就是人口资源比例。这一点俄罗斯无疑是异常优秀的。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同时还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与日俱增的消耗，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危险。从生活质量、环境恶化以及社会幸福而言，现在所谓成功的发展正成为以后发展的阻碍，甚至会带来崩溃的危险。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人口资源比率上的优势，寻找到一条通向生态经济再次复兴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复兴绝对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内实现，这种发展必须要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合作努力，实现共赢。
俄罗斯的第二点优势在于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更有利的位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依靠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进程，失去了自身对局面的控制。关于这点我仅愿指出在世界五百强——这些全球化的真正所有者——的名单中，只有五十八家（12％）来自亚洲，其中四十六家是日本公司。因而，俄罗斯的自给自足就成为了巨大的优势。如果资本主义系统中出现危机，俄罗斯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多大的伤害，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危险就要大得多。
俄罗斯的第三点优势在于“Etakratia”的缺失。在今天的俄罗斯，专制的政治阶层“nomenklatura”这个曾经集中并垄断了整个体系（政治力量、所有权、意识形态的方向和体系的组织结构）最具活力机能部分的阶层消失了。今日的莫斯科正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展现自己，中产阶级和官僚政治的混和阶层，在普京的领导下，梦想着重现绝对专制阶层的位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想再回到同“nomenklatura”一样的社会位置是不可能的。这种转变是社会的基础，它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为民主所必须的社会自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在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所描述的那些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保证的权力，迟早，也许二十年，或许更短，就会成为现代化的阻遏。这一点需要深思熟虑，欲速则不达。
中国宣称要将人均GDP从现在的一千美元增加到二○二○年的三千美元。而这一阶段正是没有铁腕不足以保持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集权是中长期民主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会不会游泳，得到水里才能见分晓。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即将要亲眼目睹这一伟大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新一代学者们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汲取得越多，面临的发展危险就越小。
北京 二○○五年秋
返回目录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
□林 春《读书》2006年第4期
“北京共识”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提法，但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一）因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的偏差造成的社会问题，诸如腐败不公、两极分化、农村基层教育和大众健康等的大规模滑坡；（二）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因素，包括敌视力量及“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的能源争夺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三）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中短期利益与长远的代价不成比例，从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四）以廉价劳动为主要优势之一的中国崛起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甚至引起与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直接竞争；后者又以劳工权利为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在这样的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
事实上，任何容忍强度剥削、血汗工厂、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道路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及号召力。
相比之下，“中国模式”的提法更为准确稳妥，也比较灵活。比如中国革命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无需在国际上求取很大“共识”，却是中国改革设计和今后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这些是“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所无法包容的。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及其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依序为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其间无数曲折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借鉴和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说，中国模式是在不断摸索中继往开来而逐渐成型的，前有路径依赖，后有创新空间。如何在一个开放世界里坚持以本土需要为依据开拓未来的可能性，是决定其功过前途的最大考验。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这个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发展和全体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目标。第二，健全有效的法制和民众参与、监督机构是人民主权的制度保障。否则一旦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即被压制或误导，甚至使以“人民”的名义迫害无辜、侵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繁多，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剥夺民间智慧及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概括为两条。前提是作为社会主义自我调节的改革必行。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球化，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改革因其方向与东欧式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故此第一，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已是明证，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将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未完成或私有制不到位，或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的“完善”市场，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主张政府主导强制推行私有化。如此自相矛盾，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运作。第二，改革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改革失误后果特别严重，在发展道路、分配格局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已造成某些影响深远、乃至不可逆的损失。
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应该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前者克服了剥削和压迫，从而解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速高效低，仅以超高投资率与超廉劳动力维持。以“效率”压“公平”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拜金、腐败横行，生态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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