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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每个人的命运都面临挑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散了。即便是非常个人化的影像，如二○○五年“云之南”的参赛片《结婚》、《失散》，也都是整体时代命运的一部分。但是，重大的社会性变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该被纪录影像所忽视，这也正是二○○五年“云之南”获大奖的影片《淹没》（导演李一凡、鄢雨）的意义，它全景式地纪录了由于三峡工程而被淹没的小城奉节及其人们的命运。因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诗而闻名天下的奉节县，是另一个承载了乡愁的乡土被现代化无情撞击的地方。影片的宏大与细腻的结合，让人印象深刻。它是近期中国纪录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现代化过程对能源与电力的需求，是三峡工程得以建立的时代动机，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是无法漠视的底层人民的苦痛。
在中国目前独立制作的影像中，历史类纪录片往往不够丰富。但是对于具有创伤性集体记忆的历史来说，严肃和认真的历史纪录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段锦川和蒋樾作为新纪录运动第一代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近几年致力于历史类纪录片，《暴风骤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用口述史的方式表现了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及其背后的历史真相，使我们直面历史巨大的复杂性，从而开辟了多重读解历史的空间。在二○○五年的云南，还有一部很有力量的作品《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导演班忠义），导演曾留学并工作在日本，按照导演的说法，这是“一部记述山西某农村的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蹂躏而顽强奋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导演以独立身份对证人和证词的艰苦寻访和见证所体现出的历史责任感。
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并没有消失，只是和体制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和有弹性。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应该忽略这种纪录片的生产方式。我曾为二○○四年上海双年展推荐过“纪录片编辑室”创作的《厂长张黎明》（导演李晓），说的是一位场长想“凭良心”拯救一个国企，最后失败。这部片子具有一种黑色喜剧的性质，张厂长的性格使他具有喜剧人物的色彩，但喜剧性是以悲剧为底色的。一个好人想做一件好事，因此他的命运就和一家国企及其工人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了。但国企在今天社会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张黎明们的失败，但他还是要用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大的时代去赌，他越是不肯承认失败，失败就越是震撼人心，工厂最后消失在爆炸的烟尘之中。张黎明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义和正当的，但为什么会失败呢？这种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已经不是张黎明一个人的悲剧了。今天的上海到处是摩登的街市，充满了消费主义的光鲜，但是它的背后是工厂的倒闭和张黎明们的失败。走在马路上是看不见这些的，但纪录片能让我们看见。纪录片提醒我们，这些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无法被忽视的城市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当乡村在某种意义上还承载着乡愁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中小城市陷入了失业和由此带来的人生意义丧失的危机中，这就出现了一种对城市的新描述。与对城市底层平民生活的人道主义式的描述不同，这里是毫无希望的人群在欲望中无助地挣扎，残酷，也很冷漠，这种残酷不是物质上的，或者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世界的荒漠，是整个群体精神世界的垮掉。这类作品中有黄文海的《喧嚣的尘土》，表现的是湖南一个中小城市中芸芸众生无望的生活，他们失业，无所事事，沉溺于麻将和地下赌场，最荒诞的是全城的男男女女都在收看一个西方引进的低幼儿童节目《天线宝宝》，因为据说地下六合彩的数字是隐藏在这个节目中的。胡新宇的《男人》，三个在生活中垮掉的男人，酗酒、性饥渴，拿着猎枪整天打麻雀，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下岗工人，他们是“艺术家”。更令人震惊的作品是章明的《巫山之春》，这个片子是导演回到三峡库区自己的家乡过年，旧城已经不复存在，新城隐现在灯红酒绿的红尘之中，他记叙了自己和当年的老同学们纸醉金迷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和性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没有任何道德的顾忌和禁忌。这些影片有一种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摄影机对人的隐私的侵犯，以及私领域和公领域的混淆和转换。由于DV机器的出现，它对私领域介入的方便，使得摄影机伦理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再一次冲击我们。这类片子的暴露、深刻以及道德的冷漠感同样触目惊心，它所引发的不安甚至恐惧，来源于它侵犯了直接的现实本身——这是我们本能地希望保护的，现实不再是平稳的大地，却成为正在持续断裂的冰面，我们赤裸裸地站在上面，无法救赎。这类作品不约而同，有它自己的理由，也是一种时代的征兆。乡村题材的繁荣和这类“去道德化”的城市题材影片的出现，两者具有一种内部的联系性，前者的肯定性因素和后者的否定性因素其实正是一种相互的对比和因果，在我看来，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内在于中国社会发展之中，它是一种历史的冲动，这个冲动成为新纪录运动的脚本。中国的摄影理论界有人认为，纪实主义在西方是过时的，所以中国的纪实摄影已经落后，我不这样认为。纪实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主要美学原则，它被一大批愿意把脚踩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执著地实践着，并批判性地指向现实本身，使得现实自身的力量甚至可以逾越导演的主观意志。现实自身的客体性造就了一种神秘性，它已经无法被任何既定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理论与观念所涵盖，新纪录运动打破了各种自我循环的话语体系，它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触摸的是中国坚硬的现实。如何从内部理解中国这个巨大的复杂的客体？这正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批判性力量所在，因为它正是和种种匿名的现实性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多元的纪录影像的时代，新纪录运动的镜头既指向别人也对准自己，既建构历史也介入现实。在种种复杂和纠缠中，中国的新纪录影像就像黑暗中的矿工，举着镐头，向着历史、时代和人的内心之矿脉纵深开掘与延伸，它带给我们的既有期待，也有痛楚——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痛楚，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初稿于上海；二○○六年四月五日修订完毕
返回目录另一个八十年代
□李 陀《读书》2006年第10期
我原来以为八十年代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很古了，谁还有兴趣？可是，出乎我意料，不但这一两年不断有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文章在报刊上出现，这些往事竟然还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报纸上，网上，还有很多议论，这就更想不到了。
自己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看到有那么多文字回头说八十年代，自然觉得亲切，甚至有点高兴，不过，高兴里还隐隐约约有点不安，到底不安什么？也说不大清。也许，这和我自己这样一个经验有关：无论什么事，只要过于“热火”，准出毛病。前几天，我在天涯网站（我在这个网站上还当过一年多的斑竹，所以很有感情，借这机会，我也向天涯网的朋友们问个好）的“闲闲书话”上看到了一位网友对新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一段评论，我的不安一下子明朗起来，原本隐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