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中国人茶消费的停滞和糖、棉布消费量的下降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成瘾性食品”都是土地密集型产品，不可避免要同粮食作物争地。
耐用消费品则完全不同。桑巴特认为一四○○年以后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消费使耐用消费品替代昔日的侍从成为身份地位的又一种标志。耐用消费品也面临时尚的普及问题。奢侈的“物化”会不断地将这些物品区分为“优雅”和“庸俗”，再生产出奢侈品的文化意义。身份地位体系向时尚消费体系转化的速度愈快表明社会愈开放，需求愈大。《大分流》考察了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东南亚等地“奢侈的物化”现象，如住房、室内装饰、家具、艺术品、服装、小饰品等，也考察了指导时尚消费的印刷品和禁止奢侈的法令，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地方都是消费社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纺织品的消费远高于欧洲。彭认为一七五○年中国棉花的种植面积要比一八七○年多，这是中国通过劳动密集缓解土地压力的有力证据。
在消费结构上，各核心区内部或外部都存在差异，例如，印度的收入分配不如中国、日本和西欧平均，“奢侈品”需求的地理分布在中国可能比收入分配更不对称。最显眼的差异是欧洲时尚之轮比其他地区转动的速度更快。彭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的瓷器等对欧洲时尚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方商品中没有这种相对应的舶来品吸引其他核心区的消费者。在鸦片输入之前，中国从欧洲及其殖民地输入的舶来品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白银。彭认为如果将白银视为一种商品，而不是现代货币，那么中国的白银需求就能同欧洲对瓷器和茶的需求一样在世界贸易进程中发挥同等的积极作用，而非货币论认定的中国对西方产品缺乏消费兴趣。
对大众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考察使彭慕兰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对斯密型动力的参与比在中国或日本更为明确。而且，彭也检视了桑巴特所认定的奢侈消费创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的看法，认为独立店铺取代委托制作仅仅只是产生了小百货业，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和供雇佣的无产者。
奢侈品和资本对这些特殊商品高额利润的追逐符合布罗代尔梳理出的资本主义定义。布罗代尔认为只有在商业和贸易领域，资本才真正有利可图，尤其是在特殊商品和远距离贸易上，因此资本主义同垄断、囤积居奇联系在一起。如果资本主义如此本色，那么很难说这是欧洲所独有的非市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这些资本如何能够有效积累，传统的看法就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国家）保护了私人财产权的安全、资本与专门理财的银行或股份公司能够有效分离，当然还可延伸到西方独有的簿记制度。《大分流》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和印度商业资本的生存环境和专门理财技术同十八世纪的欧洲并无不同，如中国不仅有海外贸易中的股份公司，还有漂浮的集贸市场，后者在商业竞争中能够压垮没有武力保护的欧洲人。不同的地方也许在中国并没有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海外贸易，也没有在财政上向商业资本开放，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不仅通过特许权垄断特殊商品，还能通过包税制左右国家财政，资本的收益率比较高。然而南亚展示了一种“资产组合资本家”的模式，它同欧洲向国家财政渗透并组织远程贸易的资本主义非常类似。即使欧洲当时的利息率比中国高，其资本在农业、工业、运输业等领域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资本主义既然没有在非流通领域找到理想的投资场所，那么它对欧洲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显然不大，即使海外剥削增加了资本的净积累。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仍然停留在海外贸易、武装移民上面，使奢侈品需求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联系在一起。推动海外殖民的力量是欧洲各国的军事竞争，但欧洲带到新大陆的病原菌和动植物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中国的海外移民虽然没有得到政府武装力量的保护，但也在东南亚创造了临时定居点，同欧洲海外殖民地的区别在于它不能成为发展中的社区的核心为中国提供土地密集型产品。
汪洋之中一条船——马尔萨斯危机与新大陆
十八世纪的中国、欧洲、印度、日本等地，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需求超过了土地所能提供资源的最大限度。通过劳动密集增加产出满足不断增长人口需要的发展模式最终遭遇了马尔萨斯陷阱。这种汪洋危机中唯一的一条船就是欧洲日益发展的海外殖民地。彭慕兰详细地说明了十八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相对于人口增长的生态危机、斯密型解决办法的不足和欧洲突围所形成的大分流。
在前工业时代以稠密的人口、成熟的市场经济向十九世纪的发展（工业化）进发的各地区中，彭首先挡掉了印度。彭提供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印度的人口增长还没有达到生态供养的顶峰，种姓制度障碍了普遍的资源的利用，相对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依附劳动使印度的国内市场狭小，对工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需求。对印度的判断可能使彭对历史上另类发展——提高了产出的劳动密集是一种增长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创见大打折扣，他没有意识到相对而言，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程度上开放的市场在前工业时期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十八世纪的印度相对于豁出生存搞发展的中国、西欧和日本是一个更需要重新打量的地方。中国、西欧和日本在朝着十九世纪的发展道路上面临共同的生态压力，尽管欧洲有着落后的土地利用方式留下的闲置资源。对中国岭南的燃料消耗计量表明十八世纪中后期岭南的森林面积、人均总“燃料”、非“燃料”用木材都呈持续下滑趋势。但与欧洲这三方面最好的法国相比，岭南仍然占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和燃料收集换取的。
彭用丹麦为例来说明通过劳动密集的方法解决生态压力为何行不通。丹麦有公认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但采取了东亚的稳定生态环境的措施。丹麦人在农田耕作、节约燃料和土地整理方面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把绝大部分劳动力留在了农业上。这使丹麦无法迅速转换到生态危机缓解乃至彻底突破的欧洲道路上去。
除了劳动密集外，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核心区还从资源与人口比相对高的外围区域输入各种土地密集产品来缓解生态压力。使用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发展了进口替代使核心区最终不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使用依附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外围区域虽然确实是核心区理想的土地密集产品的供应地，但西欧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却存在技术和制度上的限制，因此在十八世纪，这些地区并没有给西欧帮上大忙。
作为马尔萨斯汪洋危机中的一条船，美洲扮演的角色使其他所有因素相形见绌。欧洲用工业品换取奴隶卖给新大陆，同时把英属北美的谷物和木材送到环加勒比海地区，然后新大陆的这些殖民地又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英国就这样以奴隶贸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土地密集产品。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将贵金属运到了欧洲，而欧洲将这笔横财输出到东南亚、近东、东欧、亚洲各地，不仅扩大了它从这些外围区域的资源输入，还获得了欧洲同非洲交换奴隶的各种制造品。那么，最终英国获得了多少土地密集产品呢？以一八三○年左右为基准，新大陆大约提供了三百万至四百万英亩虚拟耕地，这只是糖、粮食和木材换来的，还不包括棉花可以折算的五十万英亩；羊毛可赚二千三百多万英亩，而当时英国的可耕地总数约为一千七百万英亩。煤在一八一五年的产量大约可折算成一千五百万英亩的森林，只及新大陆横财的一半左右。这些土地密集产品使英国和欧洲的原始工业化所吸纳的劳动大军对农业剩余的需求压迫完全解除，资本主义才能进入十九世纪利润最高的工业部门，使英国模式成为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发展模式的代名词。而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使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落入了万劫不复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此地不在彼地发生”的追问，从而有了欧洲中心论的各种知识典范。
远流与近事
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自己只想纠正过去知识典范的不均衡现象。他提到用今之视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