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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徐志摩用中文写英语诗。
欧阳:穆旦也是。
马:闻一多创造了新的节奏,非常美丽。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欧阳:“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马:你知道这里面有二十年代革命诗的意味,《死水》描写的是一九二七年可怕的中国社会的困境。闻一多不仅写格律诗,他的自由诗也写得非常好。他的《死水》集子里有两首诗,一首叫《天安门》,一首叫《飞毛腿》。他这两首诗里头用的那种非常纯粹的北京土话的节奏实在是了不起的。
欧阳:闻一多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诗人。我想从布罗茨基再说到米沃什,他使用波兰语写作,那是他的母语,他在一首诗里写到波兰语是一种被败坏了的语言,从冷战的语境看,他认为波兰语是告密者的语言、政党的语言、暴力和专制的语言,但又是他的母语,是诗的语言,对此他感到很矛盾。定居美国后他接受西方的影响,把英语带入母语混用。他属于东欧文化阵营,但俄罗斯文化、波兰文化也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不一定要写曹乃谦那样的乡村,不需要营造异国情调。中国文化不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如果我们像布罗茨基和米沃什那样写作,情况还会一样吗?换句话说,如果米沃什和布罗茨基是中国诗人,我怀疑他们能够成为在东西方都得到广泛认可的全球性诗人。
马:肯定会有好的翻译家找到他们。
欧阳:能否谈谈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感受?
马:我对宋词很感兴趣,最好的填词诗人是辛弃疾。不得了。
欧阳:他的东西不好翻译吧。
马:我翻译了一些。我研究词的格律时,完全不靠工具书,我情愿从词的内在的结构把词的格律和节奏找出来。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研究方法。
欧阳:午餐时您对我说起今年秋天要去北京?
马:我要去帮助我的老友李之义把我写的《高本汉传》译成中文。那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五百六十页,瑞典学院要我写的,学院每年出一个著名学者或作家的传记。我用半年的功夫收集资料,一年的工夫写成。写得很细,从他曾祖父到他的小学、中学时代,初中时他就已经把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翻译成瑞典文,比老教授、翻译家翻得好得多。
欧阳:我买过高本汉教授一本被译成中文的厚厚的大开本书,里面对中国古汉语研究得非常深入。我写过一个剧本,里面还引用了他考证过的一个古音公案:顾炎武说“家”字在古音里应该读作“姑”,王力则认为读错了。中国古诗词,文本的书写和声音不一致,有些发音已经消失了。高本汉注意到现代汉语里已经没有古本韵的痕迹了,全浊声母和舌叶音全部消失,娘母并入泥母,影母并入喻母。现代汉语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中文,高本汉先生的古音研究也从发音的角度证实了汉语和中文之间的巨大历史性差异。
马:我去年在复旦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关于词的格律。我用宋末的语音给他们朗诵李清照的《如梦令》,噢,他们非常喜欢。我原来是搞历史音韵学的,可以用古音读诗。讲闽南话的人感觉很亲切。
欧阳:现在普通话里没有入声了,入声字中的复辅音已经几百年不发,嗓子的生理构造都起了变化,发不出那样的音了。我是诗人,对母语的声学史有些兴趣,这多少与我们的写作相关。我们这代中国诗人的困惑是,古汉语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但跟我们现代的文学有些脱节了。汉语的古典诗词作为文化遗产、文化资源很难直接反映在我们当代诗人的写作里。《今天》最近几年发起过几个很有意义的讨论,一个讨论什么是伟大的小说,还有一个讨论汉语性怎么在全球化的当下语境里得以保存和延续,得以重新获得生命力和创造力。
马:我发现台湾学生读古代汉语太少了,大陆也是如此。香港的中文大学要把英文当作教学语言。你们应该由一个非常好的人选来编一部教科书,从先秦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像《左传》、《诗经》、《国语》、《庄子》,到汉朝、南北朝、唐宋的优秀作品。左边是古文,右边是译得很好的现代文。我一九四六年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第一个课本就是《左传》。读完之后,读《庄子》,直接读原文。我们跟高本汉说能不能选点近代的,你猜他选的什么?《好逑传》。
欧阳:明末的话本。
马:哈哈,这就是最新式的了。
欧阳:那您接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大学毕业以后了?
马:对,大学以后。一九六五年以后我开始大量翻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东西,但我的心在先秦。《左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我写过一篇文章解释《左传》里的口语,就是那时候的普通话。如果用上古音把《左传》读出来,懂古音的人完全可以领会。
欧阳:您这么评价《左传》,我一定去读读。
马:荀子也不错,是中国第一个散文家。孟子没有散文的味儿了。
欧阳:那您现在还读先秦文学吗?
马:十几年前我得过结石,痛得厉害,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我就弄一个摇椅,一开始痛,就拿《庄子·秋水篇》读,就减轻一些……
欧阳:哈哈,看来《庄子》具有治疗效果。我对您刚才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您说“我的心在先秦”。
马:我有空就会看看《左传》。
欧阳:汉语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乡愁。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和八十二岁的欧洲汉学家您,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汉语。这真让人感动。
马:是的。
欧阳: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它还在抓住我们的心。现当代文学中真正能抓住人的心灵,能把心灵带到深处的东西又有多少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今天》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如果文学和心灵、和周围世界的真实境况不发生关系,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无论您的翻译或者研究,还是我们这些诗人从事写作,共同的方向就是除了保留文学的语言魅力,除了追求自由,还要保留人性。
马: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午后,美国圣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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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锋《读书》2006年第11期
很多学者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怪现象,即传统诗歌的缺席。似乎历史悠久的中国诗歌传统在“五四”以后突然中断,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西方诗歌移植而来的“新诗”几乎在一夜之间取代古典诗歌,成为文学的正宗。事实上,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律诗、绝句、乐府、古风等——进行的创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仍然相当活跃,佳作纷呈,名家辈出。然而,在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的驱使下,进化论式的文学观念成为文学史家乃至一般读者的思维定式。于是被新文学史家命名为“旧体诗”的传统诗歌,被抹杀了存在的合法性和艺术价值,遭到新文艺和文学史的排斥。截至目前,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没有给旧体诗歌合理的地位。即使是专门研究近代诗者,研究视野也多止于诗界革命派与南社,对民国以后的旧体诗则视而不见。延续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传统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处于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吗?
在这种状况下,胡迎建先生穷十年之力撰成《民国旧体诗史稿》,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清晰勾勒了这一时期旧体诗发展高峰—低谷—复兴的曲折历程,告诉世人中国传统诗歌不仅并未因“五四”文学革命而消亡,而且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与现代精神的张扬,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理性与真理的探索,反映了民族的苦难与伟大的斗争精神。它使我们有了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原来现代文学史上除了拥有徐志摩、冯至、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