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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家对幸福的关注：从亚当·斯密到阿玛蒂亚·森
经济学家怎么讨论起幸福来了？这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吗？是的，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其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的问题，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的问题。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的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问题，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实际上，从现代经济学诞生的那一天起，幸福一直是这门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以来，经济学的形式主义逐渐发达，掩盖了对于幸福这个本质命题的关注。斯密作为公认的现代经济学的开山，在他的经济学思想的框架里，幸福或者说人类的福祉一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国富论》里，他并没有将财富作为核心的唯一的研究目标，而是认为人类经济行为的核心价值是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福祉的提升。斯密在《国富论》中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人类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在某一个极限点，高收入对一个人的幸福根本不起作用；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到现代为止，我都认为斯密的这个观点都可以算是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思想精髓。
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投向幸福的社会性层面。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框架里，幸福首先意味着人类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而在幸福的终极价值领域里，平等、自由、和谐都应该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先决条件。在马克思的幸福观里，有着古典经济学一脉相传的对于人类尊严的关注。很多人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教条化和简单化了，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古典经济学精神的一种合理的延续和特定历史阶段的拓展。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学中的福利主义学派开始成为一种新鲜的潮流，这些福利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的福利问题，开始反省人类财富的增加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我下面还会仔细探讨福利主义经济学内在的一种悖论。这里，我只想指出，福利经济学在方法上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因而她并没有为经济学探讨幸福问题开出一种革命性的道路。
在20世纪下半叶直至现在，阿玛蒂亚·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于幸福问题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森的结论和方法同时对经济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等经典著作中，森一直在拓展他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这些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的讨论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中显得那么鹤立鸡群，因而也就显得如此稀有而弥足珍贵。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森一直试图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加入伦理视角和哲学视角，对原有的新古典范式和福利经济学命题多有中肯的批判。
二、经济学中的效用与幸福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是效用。通过效用这个概念，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看似精致然而内部却漏洞百出的经济学大厦。效用又分为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经过罗宾斯的决定性贡献，经济学家已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人类效用不能被基数性衡量与评估。效用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涉及每一个人对于自身满足感和幸福的主观判断。因此效用只是每个人选择决策时的考虑因素，而不可能成为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的变量。
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地表示出效用的不可比较性。一个富人正在沙滩上享用大海的美景、晴朗的天空和温暖的阳光。此时，他身边躺着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的流浪汉。富人对这个年轻的流浪汉说：“年轻人，你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奋斗啊。”年轻的流浪汉问：“我为什么要去努力奋斗呢？”富人说：“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啊。”年轻的流浪汉又问：“获得更多的财富又是为什么呢？”富人说：“获得更多的财富你才能到海边度假，享受这里的海滩和阳光啊。”年轻人反问道：“那么，你认为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这个年轻的流浪汉对富人的诘问使富人无言以对。对于富人而言，巨大的财富的效用显然很高，他的全部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和获取巨大的财富，然后比他人获得更多的享乐。然而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看来，财富并不是通往更多的快乐的手段，快乐与财富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弱。显然，在富人和流浪汉之间，对财富这种东西的效用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的分析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建立在序数效用基础上的偏好显示和选择行为，才是构成经济学大厦的必要基石。每个人的内心状态和价值判断都不相同，因此基数效用在操作上完全不可行。序数效用论决定了每个人内心的偏好顺序，这种偏好顺序又由消费者无差异曲线表示出来，因而也就合乎逻辑地以偏好指数建立了需求理论的基础。这是希克斯和艾伦在20世纪30年代早就证明了的，萨缪尔森更是认为效用就是偏好，并通过偏好和选择行为建立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也是建立在效用这个基本概念上的。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因此在其分析框架中，最有用的概念莫过于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对此，阿玛蒂亚·森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部分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华，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森对帕累托最优这个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讽刺在很多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共识。帕累托最优仅仅关注经济效率方面的最优化，而没有关注效用分配方面的最优化。没有了效用分配的最优化，没有了人类之间的平等感和满足感，仅仅经济效率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化吗？
幸福与效用不是等同的概念，幸福感来源于与其它人的比较，这一点已经被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所证明。一个赤贫的不幸的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的期望也十分有限，这些人更容易满足于清贫的生活，而生活的每一点微小的改善都可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效用和满足感。在这个清贫的人身上，效用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但是我们仍然很难把他看作是幸福的。那些地位微贱的人，乞丐、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劳动者以及贫困的妇女，他们常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点生活改善都会使他们感到快乐，而且他们还随时准备着承受更大的不幸。效用并不能充分代表人的幸福和福利，效用也不是我们在分析人类行为中最好的概念。以效用为核心概念的福利经济学因为对效用概念的滥用而作出很多带有误导性的结论。
在《幸福与经济学》这本书中，作者充分显示了效用和幸福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一方面而言，效用和幸福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独特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社会地位、偏好指数以及预期来判断效用和幸福。因此，当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妇女声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并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层职业女性声称自己“感到并不幸福而且对未来很悲观”的时候，你一点不用感到惊讶。但是这是否说明幸福是完全主观的、不可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