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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最容易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这样的工作，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只是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丛书的编者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并在国际学术界争取更大话语权的关键环节之一。正如收入这套丛书的许多著作所反映出来的，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和传说等，这种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套丛书的编者一直保持其学术自信心和影响力的最重要基础之一。
因为这套丛书追求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理解的学术风格，所以有必要就“区域研究”的问题多谈几句。特别是要就这样的取向，表达某种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态度。
近年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区域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许多年轻的研究者在步入学术之门时，所提交的学位论文，常常是有关区域研究的作品。曾经困扰过上一辈学者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的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之类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基本上不再是影响区域社会研究的思想顾虑。
窃以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无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上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怀大志、勤奋刻苦的学者，穷一二十年功夫，最后发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传统社会区域研究中，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术从业者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的严重缺失。这套丛书在选录著作的时候，力求尽量避免这样的阙失，但不得不坦言的是，要达致理想的状态，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眼下的区域研究论著，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还有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这种做法似是而非，偶尔可见作者的聪明，但却谈不上思想创造之贡献，常常是把水越搅越混。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用便于记忆但差不多可到处适用的若干文字符号来表述一个地区的所谓特点，再根据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构想出来的分类方式，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断粘贴上去，这样的做法再泛滥下去，将会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继续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我们多明白一些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要办成事时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规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就会多一分“理解之同情”。当然，要达致这样的境界，“回到历史现场”的追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提倡“区域研究”的时候，不少研究者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分析历史的工具，并实际上赋予了“区域”、“地方”、“民众”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正统性”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的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是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的。既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尽量置身于地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那么，历史文献的考辨、解读和对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所谓“民间文献”的解读，如果不是置于对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识背景之下，也难免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可把“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之类的分析工具，简单地外化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关系本身，不可以“贴标签”的方式对人物、事件、现象和制度等做非彼即此的分类。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可能在认识论意义上明了区域研究的价值所在。
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在做区域社会历史的叙述时，只要对所引用的资料所描述的地点保持敏锐的感觉，在明晰的“地点感”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序列重建历史的过程，距离历史本身的脉络也就不远了。在谈到地域社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叠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对“地域空间”的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对区域社会历史脉络的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
丛书的另一风格，就是强调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只有参加过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才能真正理解，独自一人，或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同行，走向历史现场，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搜集文献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