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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讲，促使他改变政策，实际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虎城又说：您的意见很对，但我还有点想法。蒋介石手腕多，据我所知，中国的军阀都斗不过他，谁没吃过他的亏！贵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那处境可就与你们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个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实现。
杨虎城终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接着重申：“如果蒋介石要整你们，红军一定全力以赴援助你们！”
杨虎城激动地说：“我杨虎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周先生，你们说放，我绝无二话！”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口舌。除委派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和宋氏兄妹谈判，逼蒋抗日
从抗日的立场来说，张、杨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对周恩来和平解决事变来说，他们是内部公众。内部的意见比较好统一。蒋介石方面则不那么好办了。不过，周恩来在与宋氏兄妹谈判中，抓住对方弱点，充分展示他那无与伦比的谈判公关艺术，终于逼蒋就范。
蒋介石被捕后，先是惊恐万状，以为张、杨这回准要他的脑袋。当张、杨出于好意让他搬进一个安静宜于警戒的地方时，竟误以为要拉他去枪毙，面如土色，龟缩床角，不肯挪窝。后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反而装腔作势摆起了架子，以“死”相威胁，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给宋美龄写了一份遗嘱。张、杨与他谈话，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说放他回南京后再说。直到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信，他才被震住了。原来信后附语：“南京方面戏中有戏。”蒋明白了何应钦进攻是假，要蒋某人的命是真。但蒋介石毕竟老奸巨猾，又生一计。一方面害怕何应钦进攻危及个人性命，另一方面仍想利用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这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因此他给何应钦的手令中只限停止军事冲突三天。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周恩来认为，从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及与蒋个人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很有必要。便抓住这个时机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陈述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努力。
12月21日，宋子文在会晤张、杨并见到蒋之后回南京。22日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
开始，宋美龄咄咄逼人，说委员长蒙难是共产党背后策划的。周恩来知道她救蒋心切，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不肯放下架子罢了，便直截了当地回敬：“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西安事变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何来此不愉快之事？至于说我党背后策划，有什么根据？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
宋美龄话锋一转：“可是，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以卵击石，结果并不见得对西安好。”
周恩来不紧不慢地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又制止出兵。这种戏中有戏的复杂情况，夫人一定比我更知其中原因。”
宋美龄被击中要害，脸也白了。周恩来又继续说：“如果说要打，我们已经奉陪十年了。对共产党、对红军的厉害，我想夫人不会不知道！何况如今的国内形势已非往昔；南京面对的敌手，也非一个共产党、一支红军，而是全国所有要求抗日的人民和军队。蒋先生无视这一事实，导致了今日的不幸。如果有人还不引以为戒，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哪方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
宋子文担心再争执下去不好说话，蒋介石还被扣着呢，便插话圆场，对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表示感谢。周恩来也顺势给对方一个台阶，为下面谈判铺道：“我辛苦原是责无旁贷的，说到感激是万不敢当的。”
宋美龄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
周恩来看出她的用意，反问道：“你的意见是说，我们党会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罢，平静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但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在此民族危亡之刻，我们共产党除了抗日救亡，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此话可以公诸天下！”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4）
宋氏兄妹至此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内容与同张学良商定的五项主张基本相同。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耐心诚恳的说服，与宋氏兄妹经过两天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双方谈判基本协议达成之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了我党对抗日救国的政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并严肃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原先认为张、杨扣留尚无一线生机，共产党来了则必死无疑。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现在蒋介石从无精打采地听周恩来说话，到脸色渐渐开朗，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沉默了一会儿，他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军）作战等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为今后的工作铺平道路。
围绕主题做公众的工作
抓住主题做主要公众的工作，是周恩来在事变中进行政治公关的主要方面，同时周恩来围绕“和平解决”这个主题也做了不少其他公众的工作。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有些人很不理解。周恩来注意到这点，鉴于当时有些地下党员身份不能公开，便专门在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房，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和他们一起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指出：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及时用电报向杨部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鼓励所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对群众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周恩来也很重视。他说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方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亲自做群众工作，并启发各界民主人士都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到达西安的头两天，周恩来单独会见了民主人士杜斌丞；又通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徐彬如等，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如杨明轩等二十余人谈话，指出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