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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侍从文人。他要表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但这是大文学家、大诗人李白的独特个性。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妥协于现实，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狂傲飘逸、洒脱不羁的“诗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不要忘记，伴随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
在长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醉酒的记录。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在权贵之门，他醉酒：“白时为贵门邀约，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苑列传》），“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新唐书·文艺列传》）。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2）
李白的言行做派，难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李白自己也承认翰林院中人际关系复杂，自己的人际环境不好。他在《玉壶吟》中抱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又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由于自己的行为言语有失检点，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谗言，导致玄宗对自己不满。
而玄宗虽然“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据《汉书》记载，大臣孔光休假回家，与家人闲谈，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孔光默然不语。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但它位居禁宫之内，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也曾因为他“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非廊庙器”，故而“优诏罢遣之”（孟《本事诗》）并“惜而逐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文艺列传》）杜甫曾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后世往往用这首诗来称赞李白傲岸不群、藐视权贵的气魄，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显然，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或者说，以李白的个性、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于是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送他回家。史书记载四个字：“赐金放还”。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玄宗没有贬斥他，没有谴责他，没有把他赶出长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在京、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文学色彩、浪漫色彩，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看待李白，从对李白的欣赏、选拔、任用到离开，与其说是政治标准，倒不如说是文人、文学的标准。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伴随着他离开长安，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大诗人。
多年以来，不少读者都认为，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现在，通过这几章的叙述、分析，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觐见唐玄宗，渴望实现政治抱负，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于是，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绝，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质疑。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李白离开长安，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3）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对李白而言，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这导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
安史之乱之后的契机
李白在长安郁郁不得志，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迎来了又一次政治机遇——仙风道骨的李白竟然加入了永王李的军队。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李白的命运会在这里发生哪些改变？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吗？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怀着失意的痛苦离开了长安，他的政治理想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次挫折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然而，不谙政治风云的李白非但没能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反而给年届五旬的他找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应邀参加永王李的军队，但没过多久，李的军队就被朝廷的军队消灭，李被杀，李白也因谋逆之罪被投入监狱。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加入永王的军队呢？要想弄清楚李白参军的前后经过，还得从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说起。
李、杜相会之谜（1）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浪漫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时的李白只好选择漫游。就在这次漫游中，李白结识了两位重要的朋友，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十四岁的李白离开西京长安，一路东行，来到汴州（今开封市东南，古称梁州）、宋州（今商丘市南）。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也很痛苦，《行路难》其二非常典型地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境：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