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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康震品李白 作者:康震-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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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侍从文人。他要表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但这是大文学家、大诗人李白的独特个性。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妥协于现实,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狂傲飘逸、洒脱不羁的“诗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不要忘记,伴随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
  在长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醉酒的记录。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在权贵之门,他醉酒:“白时为贵门邀约,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苑列传》),“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新唐书·文艺列传》)。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2)
  李白的言行做派,难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李白自己也承认翰林院中人际关系复杂,自己的人际环境不好。他在《玉壶吟》中抱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又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由于自己的行为言语有失检点,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谗言,导致玄宗对自己不满。
  而玄宗虽然“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据《汉书》记载,大臣孔光休假回家,与家人闲谈,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孔光默然不语。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但它位居禁宫之内,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也曾因为他“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非廊庙器”,故而“优诏罢遣之”(孟《本事诗》)并“惜而逐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文艺列传》)杜甫曾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后世往往用这首诗来称赞李白傲岸不群、藐视权贵的气魄,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显然,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或者说,以李白的个性、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于是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送他回家。史书记载四个字:“赐金放还”。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玄宗没有贬斥他,没有谴责他,没有把他赶出长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在京、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文学色彩、浪漫色彩,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看待李白,从对李白的欣赏、选拔、任用到离开,与其说是政治标准,倒不如说是文人、文学的标准。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伴随着他离开长安,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大诗人。
  多年以来,不少读者都认为,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现在,通过这几章的叙述、分析,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觐见唐玄宗,渴望实现政治抱负,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于是,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绝,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质疑。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李白离开长安,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3)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对李白而言,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这导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 
安史之乱之后的契机
  李白在长安郁郁不得志,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迎来了又一次政治机遇——仙风道骨的李白竟然加入了永王李的军队。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李白的命运会在这里发生哪些改变?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吗?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怀着失意的痛苦离开了长安,他的政治理想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次挫折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然而,不谙政治风云的李白非但没能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反而给年届五旬的他找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应邀参加永王李的军队,但没过多久,李的军队就被朝廷的军队消灭,李被杀,李白也因谋逆之罪被投入监狱。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加入永王的军队呢?要想弄清楚李白参军的前后经过,还得从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说起。 
李、杜相会之谜(1)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浪漫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时的李白只好选择漫游。就在这次漫游中,李白结识了两位重要的朋友,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十四岁的李白离开西京长安,一路东行,来到汴州(今开封市东南,古称梁州)、宋州(今商丘市南)。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也很痛苦,《行路难》其二非常典型地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境: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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