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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想的是，如果辞职被接受，他将带着孙子去意大利和德国旅行一趟，然后“在研究哲学中度过晚年”。
信使到了。富兰克林从一大堆信中拣出大陆会议的公函，剪开了封口，抽出信来看过，富兰克林的脸上毫无表情，又把那信看了一遍，才轻轻嘘了一口气，低声自语道：“这倒没有想到……”原来，大陆会议拒绝了富兰克林的辞职请求。当然，他并不感到沮丧。毕竟他并不是因厌倦这职务才提出辞职的。
9月，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被选派为同英国议和的使者。富兰克林对这一任命既看重，又忧虑。看重它是因为这代表着荣誉，而忧虑是因为他看到在历史上，所有的和约，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缔结的和约，都会有人对其不满意。他宁愿自己“不卷入设计这一和平”。
10月，富兰克林和在英国的朋友通了几封信，谈到交换柏高英的事，爱德蒙·柏克则写信来强调他现在是在和身为科学家、朋友的富兰克林打交道，不是在和美国驻法大使谈话。富兰克林随即答道：“由于人类中那部分愚蠢的人不时地在相互间挑起战争，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那么当然也就有了更聪明的一些人，他们阻止不了战争，但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他们所面对的灾难。”
柏克把这封信拿到议会读了后，诺思内阁大光其火，毫无议和的意思。
11月19日夜里11点，在帕西富兰克林的住处有信差叩门。富兰克林被请出来时，发现是弗尔仁尼派来的。来人交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康瓦利斯在约克敦城下投降”。富兰克林见了，大喜过望，打发走了信差，立即唤人将后屋自己办的小型印刷间的印刷机准备好，他要连夜将这大好消息印出来，成为人们明天一觉醒来后听到的第一则喜讯。
但富兰克林对这一消息能很快使英国冥顽不化的托利党内阁积极议和并不抱很大希望，正如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所写的，“至少在目前的内阁仍在台上，或者不如说，当目前的这批疯子还被选派为大臣的时候”，是如此。富兰克林并不是盲目作出这一估计的。身在与英国相隔咫尺的巴黎，又与英国的朋友有着通信件往来，富兰克林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政局的变化和内阁政策的倾向性。
果然，在2月22日的议会会议上，曾动议废除印花税的康维将军动议给国王发陈情书，请求停止把战争进行下去，战争的目的——用武力迫使那个国家的人民屈服——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动议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富兰克林愤愤地想到：那一票一定就是诺思自己。
3月4日，富兰克林写道：“那个内阁声称在美国的战争是为了未来，是防御性的。我希望我们得小心在意，对这一宣言不能有丝毫的信任。”
第二天，3月5日，康维在下院动议，应作出决议，并使决议生效，即任何倡言或企图再对美洲大陆打一场进攻性战争的人应被视作英王和国家的敌人。动议被通过了。
到了7日，在诺思已经私下通知了英王，他不能继续任职以后，富兰克林仍对英国的有关战与和的反应十分警觉。他告诉人们，“我们一定不要为这些表面现象所惑。那个国家是多变的。尽管目前多少有些不那么自大了，但一点微小的成功又会使他们像以前一样傲慢无礼。”富兰克林认为，如果不是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功，这个国家是不会认输的。
★ 生活在法国友人中
除了繁忙的公务以外，富兰克林的生活中总是有许多的朋友，有着广阔的社会交谊，也有亲密的私人朋友，还有他在帕西的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参加的俱乐部是共济会的“九姐妹”寓所。1777年，这家俱乐部接收他作为会员。1778年11月28日，他参加了这家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典礼，主题是纪念5月间辞世的伏尔泰。在典礼完毕后的宴席上，200名来宾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它伟大的使者干了第一杯酒。第二年，富兰克林被推选为这个俱乐部的“大师”。在他健康许可的情况下，他总是主持那里的聚会。1783年3月6日，在巴黎的新共济会大厅里举行庆典，富兰克林的胸像在音乐声中隆重揭幕。
法国的共济会和美国的有所不同。在美国，共济会只具有社会性和地方性的意义，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法国，它却带有自由思想、反对专制的鲜明特征。“九姐妹”俱乐部欢迎富兰克林成为他们这个派别的兄弟，在他们眼中，富兰克林已在他的国家里实现了它的改革目标。“九姐妹”俱乐部在富兰克林心目中则犹如费城的共读社，他在这里活动，如同他在青年时代贫穷、默默无闻时参加“皮围裙”俱乐部一样。法国最著名的共济会所在为新的共和国服务方面，成了他的非正式的同道，会员们成了他在一个对他极为友好的国家里的一群宝贵的亲密朋友。对于会员们极为关注的法国的事务，他自然不便去发议论，因为身为一个国家向法国国王派驻的官方大使，他不能不谨慎。然而，他是他们中的一员。由于他的建议，拉·罗其福考尔·丹维尔将美国的州级宪法译成了法文。
在“九姐妹”宅的共济会员看来，美国的宪法成了他们学习实践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启蒙课本。这是些立宪主义者，他们想用宪法限制本国的君主。他们中有几个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成为革命的温和派——吉洛特派分子。在暴力革命发生前，他们和这位科学家、思想家谈论宪法，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用可敬的智慧制造了一场革命，这符合他们的口味。
显然，富兰克林也觉察不出法国的革命会走一条同美国不同的道路。数年来，忙于外交事务的富兰克林，足不出巴黎和巴黎近郊，出入于富豪和特权者的圈子，没怎么注意到法国人民悲惨而绝望的处境。因而他同意法国立宪派关于法国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纸宪法的主张。他所知道的罗伯斯比尔只是阿拉地区的一名年轻律师，在1783年10月往帕西寄了一份他在法庭上的答辩词，反对一项禁止在圣奥马尔教堂使用避雷针的法令。富兰克林知道的马拉也只是一位不著名的关于火的性质的研究者。马拉在1779年请求富兰克林帮助他将他的有关新思想在皇家科学院提出来。富兰克林给了他帮助。他何曾想到，这两个当时的小人物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成了叱咤风云的领袖。
富兰克林对探索大自然的兴趣从来没有减退，但自从来到巴黎以后到参加缔结和约的几年中，他却抽不出时间作研究。对此，他颇为沉痛地写信告诉普利斯特里说，“假如我有闲暇和你一道探索大自然的产物我就太高兴了。我指的是无生命物，而不是有生命物或道德方面的内容。对前者我发现得越多，我便越赞美它们；对后者我了解得越多，我便越厌恶它们。”
就在他这样写的前一天，他在皇家科学院目睹了拉瓦泽①演示关于氧气的实验。其后，他访问了正在实验室里的拉瓦泽。他还常常参加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医学学会的会议——1777年他当选该学会会员。他的老友勒·罗伊是国王在拉·米特的实验室负责人，拉·米特是在帕西的一所皇家城堡。富兰克林常去那里，也去勒·罗伊的家。正是和科学界人士的频繁接触，才使他痛感自己荒疏了自己热爱的自然科学研究。
①拉瓦泽（1743—1794），法国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创始人。
然而，他在一些领域仍作过观察和思考，也有所发现。
1777年4月26日，在给英根豪斯的信中，富兰克林评论了莱顿瓶和伏特①的起电盘之间的明显差异。到1778年12月，他完成了《论北极光》的论文，论文于第二年的复活节后在皇家科学院宣读，并用英文和法文发表了。1780年富兰克林痛风发作，他在养病期间于11月13日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在谈到对伦敦、费城和帕西空气闷的观察的同时，谈到湿度表。1781年5月1日，他对图戈特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即对10年前他发明的一种耗烟炉作了补充说明。
①伏特（1745—1827年），意大利物理学家。
在同年的5月7日，富兰克林在一封信中触及到了美国的语言问题：
“由于印第安人没有字母，他们就没有拼字法。特拉华语言在弗吉尼亚人那里就有不同的拼法，这可能并不总是因语言的不同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