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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雍正和乾隆都是谁的儿子？
乙：……
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雍正是康熙的儿子，乾隆是雍正的儿子啊！
乙：不，他们都是编剧和导演的儿子。
为什么史学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康熙、乾隆等等，“长在深闺人未识”，就让那些胡编乱扯者钻了空子。毛泽东说过：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史学不去占领，胡编乱扯者就要去占领。”这就给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加快史学知识普及化的步伐。
学术诚然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我们说它严肃，甚至可以说它神圣，是说我们研究它的时候，要有严肃的、严谨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但一旦产生了成果，除了要用专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写成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或专著公诸同行，同好之外，还应该用通俗的形式、把它向广大群众、芸芸众生进行传播，否则你的成果（比如史学成果）就不能产生社会效应，就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由于个人的取向和条件不同，你可以不搞普及工作，而是坐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你的纯学术，这也是一种分工，总是有人要搞这项工作的；但你不能反对别人以通俗的方式传播学术的成果，不能认为谁那么干就是“不学术”，就是破坏了学术的尊严，破坏了学术的崇高神圣，就应该率领你的“小子们”（研究生、本科生、助教之类）“鸣鼓而攻之”（出自〈论语〉，孔老夫子就这么干过）。你歌你的阳春白雪，他唱他的下里巴人。尽管你是美声唱法，他是民族唱法，但你不能阻止人家赶歌会，录影碟啊。在当今社会，如果从书斋里走出来一位穿长袍马褂的史学家，对人们说：“学术是不能随便碰的，你想搞史学吗？那就请先熏香沐浴，剃头更衣，然后向藏有《二十五史》、《十三经》、《明清实录》等古书的书库磕几个响头，这才叫对学术的严肃态度。”人们必然以为他是疯子。
除了所谓学术的严肃性之外，反对易中天如此“品三国”的人，还提出了庸俗化、娱乐化、商业化、异化、娼妓化等问题，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一下。
什么叫庸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平庸鄙俗，不高尚。”什么叫“平庸鄙俗”？什么叫“不高尚”？这可很难界定，而且庸俗化和通俗化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我们不妨这样说：那些为了取悦观众，提高收视率而胡编乱扯的所谓“历史剧”（其实是以某一朝代为布景，以历史人名为符号的剧），应该算是庸俗化吧？还有相声《歪批三国》中，从“既生瑜，何生亮”，“无事生非”的说法中，引申出周瑜的姥姥家姓纪（既生瑜），诸葛亮的姥姥家姓何（何生亮），张飞的姥姥家姓吴（无事生非），这当然更是庸俗化了。但相声是允许这种庸俗化的，没有人能误会这是学术上的结论。有人批判易中天把学术庸俗化、娱乐化，根据主要是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以追求娱乐效果。如说诸葛亮是“帅哥”（按：此例出现多次，如说周瑜、孙策、袁绍、刘表都是“帅哥”）；把刘备说成是“绩优股”，袁绍是“垃圾股”；把三国各军事集团的首脑人物称为“老板”等。这是易中天讲史的一个特点。我以为不能以偏概全，发现有几处不合适之处，就说全书都庸俗化了。关于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我在下面有专章来讨论，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关于娱乐化。把大众化等同于娱乐化，当然是不对的；但若说大众化不允许有一定的娱乐成分，这就不对了。我们普及历史知识，在内容方面要尊重历史，这是一个前提；但在表达形式方面，加上一些娱乐性的成分（比如借鉴评书、相声的表达表演方式，做一些合适的古今名词，事物对比等），以吸引观众，增加传播知识的效果，寓教于乐，有何不可？问题是：要把握适度，做到乐而不淫，幽默而不庸俗，人们看到的是教授在讲史，而不是教授在说相声。
关于商业化。中国古代社会多采取轻商政策，视商业为末业，称商人为“贱丈夫”（孟子语），士人多看不起商业和商人；但在眼下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学术和商业也绝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以理工科为例，可以有一部分人搞基础研究，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生活由国有的或民营的科研部门来承担（通过工资、奖金或提成的方式取得），不必亲自去闯市场。另一部分人则搞应用科学，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商业利益。文史科学隔行不隔理，也有这么两部分人：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提高的，和在十字街头搞普及的。后者当然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取得一定的效益，包括个人的收益在内。从政治经济学的道理来说，这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易中天和电视台、出版社的合作，当然也包括了商业运作在内。不过，这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学术是学术，商业是商业，学者不屈从商业利益，商业也不能片面强调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学术异化。这样就不是学术的异化、奴仆化，或者危言耸听的娼妓化了。当然，学术和商业二者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商业要求最大的利润，学术则以科学求实为先，如果一味屈从商业利益，那就是卖身投靠，说是异化或娼妓化，岂非不幸而言中？
3 内行与外行（1）
易中天在电视上讲史走红，但易中天出身于中文系，在大学讲的是文艺学，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外行，因而有的内行便说：让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讲历史，这怎么行！其实，所谓内行和外行是相对的，有时外行也可以超过内行。在京剧界的老前辈中，有个言菊朋，文化水平较高，当过县长，却迷上了京剧，由票友下海，自成一派，称为言派。这派在唱法上独辟蹊径，非常委婉动听，是京剧中非常高雅的一派。再如鲁迅，本是学医的，却成了大文豪。出身于文学系的易中天，与史学相距并不远，由涉猎而专攻某个朝代或某些专题，从而达到专业的水平，怎么就不行呢！其实人生苦短，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也不可能每个朝代，每个专题都精通。
学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把某一学科视为禁脔而不许别人染指。不看出身看水平，不论门派比武功；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但内行和外行，一般来说，毕竟难免有些差距，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有的人会通过努力，来赶上这个差距，变得比内行还内行，有的人则永远难以弥补。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学医的鲁迅成为文豪，无论在国学根基、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方面，都是佼佼者。而言菊朋却不同了，不是科班出身，从小没有练过武功，用内行的话来说：“身上没有东西”（包括武功和做功都不行），尽管创造了优美的唱腔，自成一派，享誉菊坛，却只能唱一些文戏。象科班出身的李少春那样，既是很不错的俞派老生，又是出色的杨派武生，既能演以唱功见长的《借东风》、《将相和》，也能演非常吃功夫的武戏，甚至连猴戏都能演，言菊朋能办到吗？
回过头来说易中天。在我看来，他讲的三国，不是象苏文茂《歪批三国》那样满嘴跑火车，至今也尚未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谬误；抛开那有争议的讲述方式不谈，从学术的层面看，还基本上是持之有故的。
但话又说回来，易中天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从更高的学术角度看，他研究和讲述三国史，难免会出现底气不足的现象，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运用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清代朴学家王先谦、赵一清、何焯、王鸣盛、钱大昕、沈钦韩、潘眉、侯康、梁玉绳等人的注释考证以及丛书、类书中有关三国史的资料等等还没有充分利用。上述的资料，有许多是零金碎玉，搜集起来颇费功力，但专攻三国史的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