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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小诸葛”的，带兵到达秦皇岛，他是别有所图。他不费吹灰之力，在秦皇岛港口一举截走了２．７万余支步枪。这些步枪是根据段祺瑞同日本的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中国的。不料想，刚一上岸，就成了奉军的囊中之物。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着实让段祺瑞吃惊不小，也十分心疼。因为这是段祺瑞准备用来装备他的私人武装“参战军”的。２６日，段祺瑞给张作霖发一电，让张把军械送回北京。张作霖也会演戏，同一天，张发一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起行。此次“提去”军火，事先未予请示，因为公文来往费时，只得先斩后奏。
２７日，张又给段一答电，称“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还振振有辞呢！其实，据推测，这批军火是徐树铮为了讨好张作霖，而故意送给张的。因为没有礼物，很难说动张作霖出兵。事先请示段，肯定不准。所以，徐就来了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提取军火是要证件的，而这个证件就是徐树铮在任陆军部次长期间私自留下来的空白证件。段对张无法，只得不了了之了①。
３月５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靠近北京。张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让奉军驻扎。张的到来，使人们回想起了张勋的野蛮的辫子兵，由此给北京城造成了极大恐慌。张发表通电，表示自己没有个人野心，“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这才使北京市民稍稍安心。
３月１２日，在距离天津５０里的军粮城组成了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段、张勾结，才大白于天下。１６日，徐树铮同杨宇霆到天津，召开北方各省督军代表会议，再次敦促大总统冯国璋让段祺瑞组阁。
３月２３日，段宣布组阁，段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又在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段上台不久，奉军又在塘沽劫持军火。这是段从日本购进的第三批军火，段只能吞下这颗苦果。
张作霖是想利用徐树铮，借以扩张奉系的势力。但是，徐树铮却企图假借奉军的力量，达到扩展自己势力的目的。在北军南下不利的情况下，徐树铮决定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奉军的６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并命令奉军的３个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速到长沙，布置作战计划。
此举引起张作霖的警觉，他迅速调回３个奉军师长，并要调回摆在前线的奉军。虽然徐树铮信誓旦旦，但张作霖不傻，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当替死鬼，打头阵。自此，张、徐之间产生了嫌隙。
７月２８日，在天津召开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第一次参加。关于总统问题，张作霖赞成徐世昌担任大总统。这是很重要的一票。会后，张作霖有意留在天津，查一查徐树铮代行总司令期间的表现。这一查，看出了问题。从３月２３日段内阁复活时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费５１５万元，奉军实收只有１８０万元。其余绝大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上了。这就是说，徐树铮在欺骗张作霖。徐口蜜腹剑，心怀鬼胎。
张作霖岂是好惹的。他当即下令撤掉了徐树铮的副总司令的职务，并向段告状。段十分惊慌，除令徐向张道歉外，还答应在短期内归还徐的欠款。后来欠款没有还清，张作霖不答应。只得从徐树铮编练成的５个混成旅中，拨给张作霖３个旅，此事才算罢休。
不过，从此徐树铮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埋下了要杀掉张作霖的阴险的种子。前文提到，徐世昌在当上大总统的第４天，就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既是徐世昌对张作霖赞成自己当总统的回报，也是对这个具有深厚潜力的东北王的一个拉拢。这是徐世昌的一招妙棋。此一时期，张作霖还没有过多地过问关内事务，他的眼光基本是在东北。在关内经过两年的历练，张作霖具有了关于国家方面的相当的军政经验，他想入主中原了。
入京调停
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登上总统的宝座。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寻找机会，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他赴京，对直皖两系的火药味十足的矛盾进行调解。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来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对双方进行调解。那么，为什么直皖两系闹得不可开交，必须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呢？这就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矛盾的由来。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奉系首领是张作霖。这三个军阀构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时而联合，时而争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他们都分别或参错地投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主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一个可以代替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傀儡。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也迷信“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并身体力行。日本人很欣赏他这一点，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看到段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为此，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极力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北京政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４日对德、奥宣战。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利用向日本的借款，编练了一支参战军。参战军的总参议就是日本人坂西利八朗。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参战军迅速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成了一支很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但这是段祺瑞的私人军队，是军阀武装。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当时的大藏大臣是胜田主计。在寺内正毅内阁，“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不采纳。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①。
为了掩人耳目，他所办理的借款都是经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进行的。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８项借款，借款总额达１亿４千５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指使参会代表，对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问题不予提出。这就是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段祺瑞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声名狼藉。但他不顾这些，还是一味地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
世界大战结束了，参战军已无存在的理由。为了保留这支他个人的军队，他把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后又改名为边防军，以欺骗舆论。并派他的心腹和门生徐树铮主管它。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元老，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已经下台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经段祺瑞授意，徐世昌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本来徐世昌把他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没想到，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秉承段祺瑞的旨意，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居然成了西北王。徐树铮是个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的人，做起事来，不计后果。他曾诱杀直系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