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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押一周后，马林被驱逐出境。
他离开了维也纳，仍朝着中国进发。每一地，马林尚未到达，那里便已经收到荷兰警方及奥地利当局的通知：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要路过这儿，请密切监视！
就在沿途严密的监视之下，马林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终于在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
马林刚刚来到上海，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密探便向各方关照：“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化名安得烈森。”
密探们为什么对马林如此感“兴趣”？那是因为马林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此行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列宁关怀东方巨人
一年前的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俄举行。会上，列宁结识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马林，并颇为欣赏他的才干和见解。
马林是荷兰人，印尼原本是荷兰殖民地。马林来到印尼，即发起组织了印尼共产党。列宁得知马林富有在殖民地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便任命他为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列宁本人。由于列宁的信赖，在“二大”上，马林还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列宁时刻关注着东方巨人——中国。他找马林谈话，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就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当天，一位23岁的俄国小伙子坐火车抵达上海，也下榻于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密探们事先没有接到关于这位年轻人的任何情报，所以也就没有注意他。
他叫尼科尔斯基，由设在西伯利亚腹地的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来到中国，使命同马林完全一样。
马林同尼科尔斯基很快接上关系，两人又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接了头。
有时在灯光幽暗的永安公司楼顶的屋顶花园，有时又在人声嘈杂的“大世界”、“新世界”，马林同上海的“二李”会面，低声用英语交谈。
“二李”便是李汉俊和李达。两位同龄，都是31岁，都是留日学生，一个湖北人，一个湖南人。“二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
马林、尼科尔斯基和“二李”交谈之后，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北李南陈”在骡车上抵足长谈
的笃，的笃，的笃，一辆骡车出了北京城，向南经过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车上，一位帐房先生模样的高大汉子靠外坐着，在里面坐着一位穿棉背心，头戴毡帽的40开外男子，像是帐房先生的下手。虽说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不过几个小时功夫，而他们却宁可花几天时间在这僻静的小道上慢慢前进。
那是1920年2月中旬。这几天，京师警察厅正在搜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派了警察守候在北京箭杆胡同陈寓门口，当陈独秀从武汉演讲归来便要逮捕他。他的挚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派人前往北京西站，陈独秀刚一下车便知形势紧张，没有回家，躲往北京大学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钊自告奋勇，化装成帐房先生，用骡车护送陈独秀出京——因为春节即将来临，年关时节上门收帐乃习以为常。一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悄声长谈，讨论着怎样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把战友安全送到天津，送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海参崴派出的“记者团”
两个月后，从苏俄远东的门户——海参崴，派出了一个“记者团”前往中国，先到北京拜晤李大钊，然后持李大钊亲笔信，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会见陈独秀。
这个“记者团”，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并曾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乍一看上去，“记者团”很像旅游团，由两对俄国夫妇加一名华人翻译组成。那两对夫妇是负责人魏金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魏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妻子马马耶娃，都是俄共（布）党员。那位翻译叫杨明斋，山东人，早年到俄国做工，加入了俄共（布）。为了不惊动那些具有特别嗅觉的人物，这5个人都以“记者”身份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他们肩负着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着手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他们到达北京之后，又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和从哈尔滨赶来的斯托扬诺维奇，也都是俄共（布）党员，协助“记者团”进行工作。
在陈独秀等组织下，在魏金斯基的参与下，1920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旅日学生、旅法学生也成立了类似的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英特纳雄耐尔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魏金斯基于1921年3月回国。这时，共产国际建立了远东书记处，由魏金斯基负责中国科。伊尔库茨克派出了尼科尔斯基接替魏金斯基前来中国，而马林又直接受列宁委派来到中国……
“北大暑期旅行团”来沪
在马林、尼科尔斯基抵达上海时，陈独秀已经于1920年12月到广州去了。“二李”把马林、尼科尔斯基的到来函告“南陈”、“北李”，并分头给各地小组去信，通知在沪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个来沪的是北京小组代表、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他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提早前来。稍晚，另一位北京代表、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抵达。李大钊因学期结束，事务繁忙，未能前来开会。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是两位中学毕业生——王尽美和邓恩铭。日本代表周佛海趁暑假回国，到达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谁都希望陈独秀前来开会并主持会议，函电交驰，催他来沪。可是，陈独秀却因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忙于筹办广东大学，脱不了身。
7月20日包惠僧乘坐海轮从广州来到上海，说是陈独秀指派他出席“一大”。他还说，广州小组派出的另一名代表是陈公博。
最晚到达的便是陈公博，他带来了陈独秀的亲笔信。
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曾改薄柏路，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并不大，校舍由红砖与青砖相间砌成，显得颇为典雅精致。楼上的红漆地板上铺着凉席，住着“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9位成员——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周佛海、刘仁静。“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张国焘在上海另有住处。
这样，13位中共代表（也有人说包惠僧不算代表，只是个出席者）加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位，全部到齐。
在这15位之中，最年长的是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是刘仁静，19岁。15人的平均年龄为28岁——恰好是毛泽东的年龄。
“李公馆”的餐厅里热闹起来
7月的上海，昼长夜短，晚上过了7时，天才慢慢暗下来。23日那天夜里，天黑之后，离博文女校不过几百公尺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后门不时闪进一位位客人。这幢房子寓主李书诚，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元老，李汉俊的胞兄。此时，他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
大约晚上8时，“李公馆”底楼餐厅那张跟乒乓球桌差不多大小的长方餐桌四周，围坐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15位代表。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时刻终于到来——中共“一大”开幕了。
会议的当然主席，本是陈独秀。他没有到会，大家推选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另外，由于刘仁静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便让他和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
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张国焘，他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提出这次会议要制定党纲和实际工作计划。接着，马林声若洪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代表共产国际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讲述了自己在莫斯科会见列宁以及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殷切期望。尼科尔斯基的话不多，除了表示热烈祝贺之外，建议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
开幕式结束之后，当代表们离开“李公馆”，夜色如黛，除了那些特殊的眼晴还在张望之外，居民们早已闭上睡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