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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朝阳川和林春秋同志是第一次见面。他年纪轻轻，却掌握了高丽医技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他有高丽医技术，我们的游击队员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期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给延吉的革命组织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敌人的恐怖活动比敦化还要严重。干过革命的人畏缩和动摇，缺乏觉悟的群众则埋怨说：”全是共产党惹的祸。“
我同马得汉、罗一、林春秋等党和共青同盟的领导干部讨论了尽快清除左倾冒险主义后果，进一步加强和扩大革命斗争的问题。
我离开稳城没有径直去五家子，特意经过凉水泉子来到朝阳川，是因为看到这一地区将成为我们要开展的武装斗争的战场。我是考虑到将要开展的武装斗争，为在稳城、汪清和延吉奠定群众基础去做工作的。
不出我们所料，后来这一地区成了抗日战争最可靠的根据地。
九变”理想村“为革命村
有一个时期，我国的独立运动者们抱着要建设一个”理想村“的构想，为实现这个构想从各方面作过努力。提起”理想村“，人们都会联想到：没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人人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世界。自古以来，我们民族一直梦想着这种乌托邦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们提倡的关于建设”理想村“的设想，可以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渴望人人都过富裕、和睦、安宁生活的愿望。提倡建设”理想村“，并且为实现它作出了很大努力的代表人物是安昌浩。”韩日合并“条约公布后，安昌浩、李东辉、申采浩、柳东悦等人在中国青岛举行会谈，安昌浩在会上就提出了建设”理想村“的方案。经过认真商讨，独立运动领导者们决定，买下美国人经营的大同实业会社（在密山县境内）的土地，加以开垦，建立士官学校，以培养独立军。他们原打算，建设好这种”理想村“，在那里筹措资金，培养人材，为独立运动奠定物力、人才、财力的基础。这个计划落空后，安昌浩还是为筹措建设”理想村“所需的资金和选择适宜的地区，作了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之所以为建设”理想村“费这么多心血，是因为他认为需要有一个独立运动的基地，从物质上给”培养实力论“以支持。
要建设”理想村“的想法，当时在独立运动中已成为一种潮流，有不少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开荒办农场、开设军官学校，想方设法实现培养实力的朴素梦想。
辽河农村，也是随着这种潮流诞生的。
首次开拓辽河农村的，是曾在南满地区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南满的民族主义势力中的部分人员，宋硕潭、边大愚（边昌根）、金海山、郭尚夏、文尚穆等人向西行进，到辽河边安家落户。他们宣扬说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朝鲜的”理想村“，迁移300多户朝鲜同胞到这来，同外界断绝关系，开始建设起另一个世界。因为上述五户人家最先到此地落户，所以把这个地方叫做五家子。
当时在吉林文光中学念书的朝鲜学生当中，有几个来自孤榆树和五家子的青年，他们常夸五家子是个好地方。
因此，我就开始注意五家子，并决心把这个村改造成革命村。
1930年10月，我从东满来到五家子。我原计划在东满召开与武装斗争的准备有关的大型会议，可是鉴于当时的局势，东满不宜做会议地点，所以把会议地点改为五家子。
我决心在五家子住几个月，计划一面为召开会议作准备，一面促进这个村的革命化。我到那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风俗习惯良好，人情厚道。
这个地方风大，屋顶不能盖瓦，只好抹上粘土做屋顶。抹上有盐分的粘土就不漏雨。五家子的人还用粘土砌了墙，砌得很规整。先用木杵锤打挖出来的粘土，打成石头般的硬块，就按一定规格切开后砌墙。这里的人夸口说，这种土坯枪弹也打不穿。
五家子的”志士“们，严禁同他们的思想、主义、主张不同的思想潮流传进村子里来。
他们和农民同心协力，把沼泽地开成水田，办了学校。他们建立了农友会、青年会、少年学友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叫做村公会的自治机构。每年8月29日，即日本宣布”韩日合并“的那一天他们就召集村民唱《国耻日歌》。五家子的人们把此地，看做是日本军警和中国反动军阀的魔爪延伸不到的”天国“，这也不奇怪。
五家子的居民中，平安道人和庆尚道人占绝大多数。庆尚道人受南满青年总同盟系统的ML派影响，而平安道人主要受正义府的影响。
我考虑到我是平安道人，像在卡伦所做的那样，到了五家子也常常住在庆尚道人的家里。否则，会使庆尚道人神经过敏。
我们在卡伦时，曾派几名朝鲜革命军队员到五家子工作，可是他们到这里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他们未能说服这村的顽固而又有坚实基础的”志士“。
靠同志们的介绍，那年我在这里过了冬。我们所以在这一地方住了几个月之久，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村。
我们认为五家子是民族主义势力在满洲中部一带的最后一个堡垒。只要我们在这里搞好工作，就能把五家子建设成农村革命化的样板，并且可以根据这一经验，把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国境一带的农村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把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规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并且特别致力于农民的革命化，是同在我国阶级构成中农民所占的地位有关系的。在我国人口中，农民占80％以上。这种情况，在间岛也不例外。间岛人口的80％以上是朝鲜人，而其中90％左右是农民。由于军阀的迫害和地主、高利贷者的苛刻剥削，农民处于极度贫穷和无权的状态中，他们不仅要交纳地租，还受类似强加于奴婢或奴隶身上的那种经济以外的种种剥削和虐待。
国内农民的处境，也和这里差不多。这就说明，农民群众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对革命有最切身利害关系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农民应当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主力军。
实现农村革命化，乃是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群众基础的工作中应首先解决的最重要的环节。
由于工作员们的活动，青年们要追随我们志向的热情急剧高涨。这样一来，五家子的”志士“们就气得挥动着烟袋威胁说，近来邪风冲了年轻小伙子的头脑，哪个二流子想把社会主义传进辽河平原，就把他的骨头打碎。有的”志士“甚至说，听说共产党把间岛弄得一塌糊涂，那股狂风要是吹到这儿来，我们辽河的农村也不会安宁。
看来，贸然行动是不行的，有可能挨他们一顿烟袋锅打。
青年中发生了动摇，他们很想随着共产主义进行曲前进，可又怕老头子们看不顺眼，因而犹豫不决。有点主心骨的，就跟那些”志士“顶撞起来。
我听了工作员的报告后，认为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做好”志士“的工作。如果不把五家子”志士“们的思想方法改过来，就不能使五家子从建设”理想村“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也不能实现我们要把辽河农村建设成满洲中部的样板村的构想。只要把那些”志士“转变过来，其余的人就看我们的了。
然而，我们的工作员已有三个月没能接近他们，只在他们的周围转。五家子的”志士“们确实是难对付的。这些老头儿有当过独立军的资历，又兼有学识和理论，用一般的手段是跟他们搭不上腔的。村子就是由这个”志士“集团摆布的。
在幕后操纵村公会、总管村里大小事务的，是一个叫边大愚的老人。他掌握着村里的实权，操纵着”志士“。村里的人们管他叫”边托洛茨基“老头。人们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不时地谈托洛茨基。
边老人很早就为搞独立运动辗转于国内和满洲各地。起初，他在家乡汉川（平安南道）和慈城、道清沟（临江县）等地办校，从事教育活动。1918年他参加了以临江县帽儿山为根据地的独立军部队，从此弃笔从戎。那时，他为了同我父亲取得联系，时常到临江的我们家里来。有时他不能来，就由康晋锡舅舅替他跟我的父亲取得联系。
他历任大韩独立团宣传部长、民族独立军副总裁、光复军军法部长兼第一营营长，后又任统义府实业部长等职，为重振独立军东奔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