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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89――1998 并轨
政府宣布从1989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价格双轨制，完全按市场价格买卖粮食。
1989年之后，物价的市场化倾向日益明显，价格双轨制开始取消，平价燃油与议价燃油并轨，运输成本继续上涨。
1989年11月党中央认真总结了双轨制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变双轨为单轨。
双轨制走向末路。
1991年，由于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国家逐步放松紧缩政策；建材工业于４月份开始相继在国家统配水泥和地方水泥取消出厂价格双轨制，实行价格并轨的政策。
1992年，南巡讲话给双轨制最致命一击，价格双轨制走下历史舞台，有色金属价格放开，所有生产企业站在同一成本线上。
1992年，国家为了稳定电价，设定了国有大型电厂的电煤价格，从而形成了“计划煤”和“市场煤”之间价格双轨制，煤炭企业为此每年亏损近百亿元，国家也每年要拿纳税人的钱去填这个窟窿。
至今，这个窟窿仍在，“煤电联动”也不是市场化的做法。
另一方面，开放的物价又造成了过热。我国自1992年实行了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但由于“要素价格双轨制”以及微观主体的“软预算约束”刚开启的城市化就导致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经济泡沫。
一句话，并轨难，难于上青天。
1993年国家实施钢铁产品价格并轨放开的改革方案，钢材价格双轨制退出，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进一步减少，93％的钢材价格均实行市场价。
1993年11月14日中央十四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十一条指出，深化价格改革主要任务是：在保特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竟争性商品和服务性的商品价格，调顺少数同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妥素价格市场化的进程。
1993年底，中央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做出了国家粮食订购实行“保量放价”保证一定数量的订购粮，但是价格放开的诀定，粮食价格随行就市，结束粮食价格双轨制运行。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取消了原有的外汇价格双轨制，建立起一个封闭的银行间外汇场内交易市场，且对外汇交易的诸多方面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
1994年5月国务院21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改革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意见的通知》出台，进行石油流通体制改革，实现了成品油价格并轨，取消了价格双轨制。
然而，石油的双轨至今还在，只不过变成了国内和国际市场间的分割。
就连国务院虽三令五申强调由供销社统一收购、统一经营，绝不放开的棉花市场，也出现了价格混乱的苗头，棉花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愈演愈烈，直至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棉花经营中严重的掺杂使假行为。
1997年7月1日，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决定调高航空运价，实行境内公布运价和折扣票价并轨，解决了价格双轨制的问题。
1998年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可以看成是把价格双轨制时期提价、增量等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方法推向极端：规定最低限价，确保农民面对的价格不会使其亏本售粮；承诺国家负责收购农民的一切余粮，使农民不用再面对粮食自由市场上的风险。
＇16＇引子
在经过了对个人是不是可以自由雇工经营企业的大讨论，熬过了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对物价、观念乃至社会公序良俗的大震荡后，中国迎来了第一个自由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当然，这个“自由经济”被划定在一个个狭小的区域内――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内，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最南边也是最大的特区――海南省。
可是，在见证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效率和欢愉后，新中国的老百姓们也第一次品尝到了“泡沫”的苦果。
泡沫高峰时，这个总人口数不过160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三年中，房价增长超过4倍，其中大部分涨幅在一年内完成。
1993年，年轻的潘石屹以五斤桔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
敏锐而好运气的潘石屹、冯仑等人闻风逃窜，来不及逃离的开发商们纷纷倒闭，岛内留下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银行纷纷成为最大的发展商，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不少当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超过了50％！
更严重的后果是，当很多银行跑去收那些天价“抵押物”准备拍卖处置时，才发现，根本没有建筑物，甚至没有工地，只有几片荒凉的泥地，原来，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商大都没想过自己建房出售，只是来炒地皮的。
这回，叫中国人扎扎实实地领教了一回什么是“击鼓传花”游戏了。
当时有人把泡沫的破灭归咎于1993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整顿措施招招致命，颇有微词。
可是当十多年过去，人们见多了泡沫的涛生云灭后，自然也就明白了泡沫吹得太大了终究要灭的道理。不过，初见“宏观调控”的威力，还是很震慑人心的，不象现在，开发商见惯了调控，当空调使。
对于财富的机会来说，这波海南泡沫潮面既不广量也不大，跟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无关，即使有关的潘石屹、冯仑等人，也不过积累了百万家财而已。
可是，这波泡沫潮的影响和意义却是极大的，对潘、冯等人来说，可能中国再无比他们更认识泡沫本质和政府调控威力的开发商了，这也是日后他们能率经风雨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能从此完整事件中获得经验教训，了解投资和投机的区别，了解美好愿景不等于即刻实现的道理，了解“经济软着陆”也能要人掉层皮的现实，当有醍醐灌顶如沐春风的功效。
＇17＇热土
海南在经历泡沫之前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走私小汽车”风波。
1984年，邓小平进行了首度“南巡”，在深圳，激发了王石等人的创业激情，对海南，则给了一个天大的机会。
那时，海南岛还仅仅是广东省下属的一个地区，南巡后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海南理所当然入选，理由也很简单直接：是香港和深圳特区的近邻，而且经济比较落后，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等方式发展经济，如果海南发展得好，会成为一个榜样。
邓小平还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海南的面积和自然条件跟台湾岛类似，如果能带动它率先实现经济良好发展，将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海南当时的行政第一把手是党委书记雷宇，这位个性汉子激动得也不能寐，但是也很忧虑，因为没有启动资金，干什么能发展经济呢？他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化政策为金钱，具体说就是学王石他们在深圳干的事情，进口大量紧俏物资，然后销往内地。
然而，和深圳不同的是，海南把这个事情搞大了，因为他们搞的是小汽车。雷宇等的想法是政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倒录像机什么的利润太低了，最紧俏而有足够利润的唯有小汽车了，“一共弄13000辆，赚2亿，转而搞别的生产，启动资金就有了。”他这样计划。
可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一下，在算上汇率差价后，一辆进口小汽车有100％的暴利，这样的生意能控制住不泛滥吗？于是，雷宇的“计划经济”被岛内澎湃的“市场经济”冲刷得一干二净。据不完全的统计，海南党政机关直属的单位，有超过90％都参与弄批文倒汽车的行为中，岛上有近千家经营倒汽车的公司，短短一年，居然从国外弄来了8。9万辆汽车之多。
最终，大量的汽车输入惊动了中央，国务院派出的调查组定性为“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海南当地的领导多半受到处理，全国各地也多了很多挂广东牌照的进口汽车。温州有位老板，几年后因为和海南一家企业有债务纠纷，居然收到6辆进口小汽车作抵债品，就是当时的后遗症使然。
“汽车风波”是海南发展的一个插曲，但很容易看出，这个岛屿的“热土”潜质，当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