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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潘孟阳所至，专事游晏，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13＇潘孟阳每到一个地方，专门以游观娱乐为务，随从仆人有三百人，还接受了大量的贿赂。宪宗闻知此事后，甲辰（十一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免除了他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
＇14＇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14＇丙午（十三日），宪宗亲自在大殿对应诏赴试的士子举行制举考试。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人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都崭露头角，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15＇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15＇杜佑请求解除自己管理资财赋税方面的职务，还推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来替代自己。丁未（十四日），宪宗加封杜佑为司徒，免除了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以后，担任财物赋税管理职务的人们都赶不上他。李巽掌管使职一年，征收赋税的收入，便像刘晏时那样多了，第二年又超过了刘晏，再过一年，又较刘晏时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
＇16＇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保义军节度使。
＇16＇戊申（十五日），宪宗加封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为保义军节度使。
＇17＇辛酉，以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17＇辛酉（二十八日），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县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魏徵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 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徵为谏官，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侪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近些年来，免除正殿奏事，停止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有在诏诰命令不尽合宜时，献上一本皂封缄的奏章而已。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尚且难以回转圣上的盛意，何况诏诰命令已经颁行，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章奏收回圣上的诏书，实在也是够困难的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但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 ，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阼，今以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大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在皇帝周围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原故吧。”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稹又以贞元中王、王叔文以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藩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至于师傅之官，非聩废疾不任事者，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缙绅皆耻由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王、王叔文靠着擅长方伎小术得到太子的宠爱，到永贞年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拔善良正派的人士，辅佐教导各位皇子，他认为：“自从太宗当了藩王后，便与十八位博学能文、操行洁美的人士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但是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遭受疏远与轻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不是由眼昏耳聋、身体残废、不能办事的人物担承，就是让战事完结以后免去节帅职务而又不懂诗书的人物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谕德、赞善大夫等官员，更是闲散之职，士大夫都以担当过这类官员为耻辱。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历时数月，仅仅获得一次与太子、诸王见面的机会，又哪里有闲暇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使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就连地位低贱的人们，为了痛爱自己的子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何况太子、诸王都是帝王的后嗣，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呢！”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时常召见他。
＇18＇壬戌，邵王约薨。
＇18＇壬戌（二十九日），邵王李约去世。
＇19＇五月，丙子，以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