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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苏维埃领导者的精明或他们对于自身目的的执著追求都是绝对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承认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依据绝对正确的历史科学进行活动的超人的“社会工程师”同样是危险的。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形象对于不顾一切地寻找救命稻草的大多数近代人的吸引力。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形象对于那些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并且不相信它能够在一个仍然充满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派上用场。
第一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鉴于1919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年里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很少引起关注。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各种来自西方学说的影响，并且这些在西方似乎是不同时期的理论，在中国呈现为同一时代理论的各种变异形态。
《新青年》在1915年之后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绝对喉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中的评论，我们会发现对亚当？斯密、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罗素、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以及许多代表人物的讨论。*然而，我们找不到对马克思的讨论。这个忽略不能解释为纯粹的无知**，也不能解释为害怕任何的“激进主义”。因为在总体上摆脱中国传统和过去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的最“时兴”的和最极端的解决问题方式。
*布伦斯基、塞缪尔？斯麦尔这些名字几乎像那些伟大人物的名字一样经常出现。把许多西方思想家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人，在开始时，对于翻译著作的选择是完全不加区别的。
**陈独秀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915年，第一卷，第四期，第2页。）已经提到卡尔？马克思。他的名字出现在下面一段：“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门（Saint？鄄Simon）及傅里耶（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思（Karl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广大之———财产所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换句话说，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贡献在于他们帮助工业领导者具有了更社会化的意识。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4）
对于这个忽略的解释，我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心于自身的处境———中国的处境———前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最不相关的。［１］因为在列宁主义的主张出现之前，由于歪曲的解释和明显的忽略，所有人似乎都清楚马克思预期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在它的最高度发达时期*，“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部门。［2］因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将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工业化的西方。在马克思有关世界“落后地区”的分散的论述中没有提及这些地区在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起主要作用。在原始积累时期这些地区是商业资本残酷剥削的场所；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我们猜想，资本主义不久将把这些地区纳入“文明”的轨道，并且以它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他们。**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处于完全左倾立场的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28年，纽约，106页）一书中也指出：“在目前历史呈现为全部极为重要的革命性变革正在最发达的国家酝酿，并且我们认为这个变革将通过暴力实现……这就是正在西方而不是俄国进行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分散地提及这个问题，其中有下面一段关于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它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加利福尼亚黄金源源不断地流过美国和亚洲的太平洋海岸，将那里未开化的民族卷入世界贸易体系，纳入到文明世界中来”。
然而，这个重要剧情是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而不是在落后地区上演的。总之，这就是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观点。列宁在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现实过程中采取的创新和变通，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在当时没有提及组织完善的由职业革命者领导的人数少的无产阶级能够在“落后地区”掀起世界革命，没有提及“落后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战略作用或托洛茨基设想的“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完成前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可能性。简言之，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处境直接相关的启示。
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的方法了。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建立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而且也是完全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中仅有的几个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们与他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很难按照西方的学生与教授的关系去理解，它实质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圣人—弟子关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于当时局势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感受。
《新青年》评论的创办者陈独秀［３］在1919年之前致力于一种建立在“民主与科学”两大基石之上的相当和谐的哲学。从否定方面讲，这个哲学完全摒弃所有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的、道教的和儒教的。佛教和道教以其彻底地反世俗的倾向使中国几个世纪失去活力，儒教则将个人窒息在家庭和社会责任的网络的关系中。［４］最终的结果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处于被动、停滞和无力的境地。应对这个挑战的方法只能从西方本身去寻找。如何解释西方突然迸发的活力，它的精神和物质动力是什么？西方有而东方没有的究竟是什么？按陈独秀的看法，答案非常清楚———民主与科学。这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叛逆者，作为一个执著的“现代主义者”，陈独秀并不倾向于从18世纪前的任何事物中探索西方的奥秘。在这点上他准确地反映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5）
那么陈独秀的民主的观念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概念。由于除去了传统加于个人的桎梏，给予了个人追求进步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并且以法律保障这个自由，民主解放了个人的活力。［５］陈独秀充分意识到现代西方的许多成就存在于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领域，并且他相信除去了儒教的桎梏，解放了个人的活力，就能够在中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信奉的那种个人主义不是浪漫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是受经济驱动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受社会驱动的个人主义，因为按照陈独秀的看法，个人的解放将使中国社会得到新生。人们不能不相信个人必须维护社会秩序才能够证明自身合理性的古老的儒家情感依然无声无息地潜藏在这一切的背后。
陈独秀关于科学的作用的观念使人们首先想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观念。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视科学为武器，为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当然，他意识到了科学在征服自然中的动力作用，但是他特别感觉到科学是反“迷信”的武器。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的解释导致了他将科学等同于某种形式极其原始的自然主义。［6］通过用科学的权威高声宣布物质的原子是唯一终极的实在，陈独秀很快破除了“礼仪信仰”的全部基础以及佛教和道教的神秘主义。
简言之，这就是陈独秀希望以此改变中国社会的哲学方案。它建立在同时代西方一种极其乐观的观点之上，并且充满乐观地相信启迪的全部过程以及民主政治形式的移植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相似的奇迹。
李大钊*是根本不同性情的人。当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时，李大钊就以偏重思辨哲学而著名。在他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期，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