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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党的建立者们的思想各式各样，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标志着他们在知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俄国顾问帮助下，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当时开始明确为一个政治实体。据波多野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党的组织问题，成立了党的机构以及由陈独秀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24］然而，党自己制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工同盟。虽然我们发现在有关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必要性上有些含糊，但不容置疑的是，陈独秀把组织劳工看作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所以其他所有的都是次要的。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一书中指出，在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党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目的是组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所有分散的、松散的劳动团体。［25］
1922年的事件表明，在建立了行动纲领和“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之后，陈独秀这位昔日的大学教授和他的学生追随者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这个任务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铁路工人工会中的迅速扩大，由年轻的天才组织者李立三在汉冶萍铸造厂组织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会，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在5月于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赢得的领导地位，一定完全出乎意料地保持了陈独秀的希望。
当然，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中国产业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后来事件所证明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稍后建立的全国总工会都没有他们壮大的外表所显示的那样紧紧抓住中国工人。邓中夏抱怨，党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甚微，由于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加入共产党，党在吸收工人党员上努力甚小。由此看来，“书记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工具———一个只要它能为工人赢得好处，就会受到欢迎的工具，只是一个与工人没有多少密切联系的工具。［26］
然而，在1922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巨大的工人运动高潮。陈独秀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他的社会主义提前实现的美丽梦想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么陈独秀将继续尽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唯一的使命，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6）
［1］《对于时局之我观》，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4］同上。
［5］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6］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观》，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7］Lenin，W。“DemokratieundNarodniktuminChina，”AusgewahlteWerke（Berlin，1937），Ⅳ，321。
［8］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2版，第39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同上书，233页。
［10］《列宁选集》，2版，第4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1933年北京），66页。
［12］《社会的工业之与良心的学者》，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13］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北京1933），66页。
［14］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p。1598。
［15］《致陈竞存论革命的信》，《建设》，第二卷，第一期。
［16］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一卷，第二期。
［17］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p。1598。
［18］《谈政治》，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19］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21年5月1日），见《独秀文存》，611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55页。
［21］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pp。23…24。
［22］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p。24。波多野列举了陈公博、包惠僧、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谭秋、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汪精卫和邓恩铭的名字。几乎同一时间，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立三在法国成立了党小组。
［23］《中国共产党简史》，626页。
［2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393～394页。
［25］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页，延安，1943。
［26］同上书，46页。
国共合作的序幕 国共合作的序幕（1）
在克里姆林宫，对于重大政策的考虑完全是另一种倾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可能发生的世界革命之外，列宁本人对落后地区共产党即刻革命成功并不乐观。此外，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尖刻的话语判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在1922年11月召开的陈独秀亲自出席的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1］，中国年轻的代表刘仁静争辩说，香港罢工已经表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2］。
在苛刻的反驳中，拉狄克叫喊着说：“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子一样。……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但是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组织年轻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3］
拉狄克关于共产党员没有发动群众的指责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正是在1922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拉狄克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共和国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的讲话，可能正是针对1920—1922年期间陈独秀所持的这种观点。克里姆林宫在当时没有意向把它在中国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年轻的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苏联需要亚洲的同盟者———有力的同盟者———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学生和教授。它在寻找同盟者过程中也不过于需要技巧。早在1920年，苏联政府就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借助克里姆林宫划定阶级的特权，吴佩孚从一个封建军阀转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4］后来，当马林会晤了孙逸仙后开始对国民党的潜力有所印象时，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就转向了国民党那里。［5］
在理论范围内，在亚洲寻找同盟者的这个迫切需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重新强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强调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事实上，在俄国，列宁早在1905年就认为绕过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然而，在一个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里，必须联合尽可能众多的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个战略和理论表述自然使党内的那些人———包括坚信“社会主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的陈独秀在内感到震惊。拉狄克讲话中特别气愤的语气使我们发现的一份原始材料中的记述显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