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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弈饮酒，不安于家，而后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可复者矣。臣以谓：五十已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使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长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于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无赖以自弃于凶人。
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然犹有言者，将以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则缓急有所不济。夫所谓十年而代者，岂举军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将去者，有当代者，新故杂居而教之，则缓急可以无忧矣。
《策别十七》
其三曰倡勇敢。臣闻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权，英雄豪杰之士，所以阴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识也。
臣请得以备言之。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莛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覆之间，而差于豪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自败也。故曰致勇有术。
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相搏，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以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昔汉武帝欲观兵于四夷，以逞其无厌之求，不爱通侯之赏，以招勇士，风告天下，以求奋击之人，然卒无有应者。于是严刑峻法，致之死地，而听其以深入赎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驰骤于万死之地，是故其将降，其兵破败，而天下几至于不测。何者？先无所异之人，而望其为倡，不已难乎！
私者，天下之所恶也。然而为已而私之，则私不可用。为其贤于人而私之，则非私无以济。盖有无功而可赏，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责其为倡也。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诛之，而将帅之臣，谨守封略，收视内顾，莫有一人先奋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尽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归，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无以应，则其势不得不重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无同忧患之臣，而将军无心腹之士。西师之休，十有余年矣，用法益密，而进人益艰，贤者不见异，勇者不见私，天下务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缓急将谁为之倡哉？
●卷四十八
◎策断三首
《策断上》
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闻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向者，臣愚以为西北难有可胜之形，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使独任其责，而执政之臣，得以专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
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其窥之甚难，其取之甚密，旷日持久，然后可得而间，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
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臣之所谓可畏者，在此而已。
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
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我欲则战，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昔者秦尝用此矣。开关出兵以攻诸侯，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后应。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如此，则权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
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
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夫为国者，使人备已，则权在我，而使已备人，则权在人。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苟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之衰也，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