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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余；而其既用也，则常若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
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乎？
“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不听矣。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人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追，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使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胥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
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翕，翕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翕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咻温暖之政，万事惰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
夫五行之相，本不至于六。六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毛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禁止）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梁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レ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レ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レ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