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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题诗。黄裳是周汝昌的老同学又是学者型作家，周策纵则是海外著名学者，周汝昌希望能得到“知言”的情怀是可以理解的。周策纵的序言也果然不负所望，其中颇有一些精彩的说法。例如：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
人人都知道《 红楼梦 》里的诗、词、曲子都作得好而恰当，但汝昌更能指出雪芹在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和特殊风格；能指出清代女诗人之多，女子作诗几乎已成为雪芹时代的一种习尚；更能指出《 红楼梦 》艺术上许多特点之一是以古典抒情诗的手法来写小说。
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像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周汝昌美国之游的这一年，已经年届古稀，自然不会再有青年人那种对欧风美雨、异域风光的渴望向往和热情洋溢。事后想起来，好像在学术上也并无特别显著的收益，但从了解西方汉学的发展态势、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扩大“周派红学”的影响以让世界所知这一视角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周汝昌在《〈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89年分别由工人出版社出中国大陆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的“自序”中这样说：
这本小书的产生，或者说“成书背景”，是由于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之邀，来此作一年为期的鲁斯学人（Luce Fellow）。从一九八六年九月起，住到一九八七年八月为止，这期间除了为周策纵教授代课七次（四个班：“红学”，“诗学”，“研究方法”，“古文选讲”），以及赴外地三个大学和一个文化协会去演讲之外，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研究《 红楼梦 》。在此以前，我为红学执笔为文，已经有了整整四十年的经历，经历不为太短了。但此际仍然是思绪纷呈，胜义间出，一点儿也没有“头脑僵化”的感觉。我的思索和玩味实际上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我的新的感受，新的理解，可说是与日俱增。这些感受与理解，自然也不是自天而降。温故，探新，使我不断体会加深加切。于是我由冬季开始，将这些心中之所怀，一节一节地变为纸上的文字，——这就是此书的来历。
由于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果是以考证为主，因此长期以来，他得了一个“考证派”的雅号。而这个雅号暗含有“欠缺思想艺术研究”的贬低、嘲弄意味在里面，由于和胡适联系在一起，还附加了一层“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言外之意”的批判。其实，正像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其根本宗旨是“综互合参”，是文、史、哲互相会通，考证只是基础工作，是为进一步阐释小说文本的思想文化内涵，鉴赏其美学艺术，理解曹雪芹其人的心灵境界服务的。其实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他就一直有对小说思想和艺术作分析评论的方面，只是一直没有写一本专门的著作。这本《〈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可以说弥补了“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那么，什么是曹雪芹《 红楼梦 》的“思想本质”呢？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
在我个人看来，不管文章写得多么不好，这三大基点还是值得读者们注意、值得他们给以足够的重视的。我相信，当他们想到这是一个研红者积四十年之经历而后想要贡献于他们之前的关键性见解时，那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些信口开河、随心逞臆的东西。这三大基点的解决与否，乃是理解《 红楼梦》的根本问题——我相信他们迟早会同意我的这种拙见。
这三大基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红楼梦 》的性质何属的问题；《 红楼梦 》的核心何在的问题；《 红楼梦 》的整体何似的问题。
周汝昌1986到1987年的美国游学，是他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的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由于年龄更老，单位人事关系也更复杂，就再没有出国的机会了。这次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比较长，结交也颇广泛。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登出了唐翼明的一篇文章，题目为《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唐翼明1980年自武汉大学出国赴美，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前面述到《 杨万里选集 》时已经提到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忽然接到夏志清老师的电话，说周汝昌先生七日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讲《 红楼梦 》，问我届时能不能去纽约领馆接一接。我向来对送往迎来之类的事情没有耐心，这回是奉导师之命，接的又是我仰慕已久的周先生，情形当然不一样，就立刻答应了。
下面的文章分五大部分，小标题分别是：闻名不如见面、红楼·水浒·西游、不怕惊世骇俗、与胡适交往、书呆子。在第一部分，唐翼明追述了自己与周汝昌的因缘和初次见面的情况：
读到周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则是多年以后了。那是在“文革”中，在著名诗人、被毛泽东点过名的胡风分子曾卓的家里。曾卓那时很倒霉不用说，我也是牛棚里进进出出的黑五类。因为另一个同是爱好文学，又同是“不干不净”的朋友的关系，我和曾卓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借以相濡的“沫”便是偶尔得到的一两本好书。那天我去看曾卓，他正在桌边翻一本新书，见我来了，便指指那书说：“这书不错，可以看看。”我一瞥是《〈 红楼梦 〉新证 》，心里颇奇怪，曾卓对考据一类的学术性文字向来不感兴趣，甚至有点厌恶，怎么会称赞起这本书来？再看著者，正是周汝昌先生，才释然。我想，他大概是被周先生的文笔吸引了，而不是为考据详尽吧。说来遗憾，我当时也只是随手翻了翻。我自己不是研究《 红楼梦 》的，以后又忙着考研究生、出国，竟一直没有机会再读这本大著。
但周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声名如日之升，友朋中也常常谈到。出国前不久，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叫梁归智，因为都爱古典文学，都写旧诗，颇谈得来。其时他正耽于《 石头记 》，时时谈起他对于高鹗续书的不满，说做了几篇文章，大旨为揣摩雪芹的原意应该如何如何。他便屡屡提到周先生，露出钦佩之意。不想我出国不久，他竟将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了，又添了好些篇新文章，取名叫《〈 石头记 〉探佚 》，特地托人万里迢迢地捎了一本给我。打开一看，冠在书前的序正是周汝昌先生写的。一开头便说：“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下面便分析探佚学是《 红楼梦 》研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一个分支，称赞梁归智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成绩斐然”，是“卓异之材”，他所作的工作“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一方面为朋友高兴，一方面对周先生又增加了新的钦仰。
所以，这回奉夏老师之命去接周先生在我也正如周先生之为《〈 石头记〉探佚 》写序一样，是一件“叫苦连天”，而此刻却“欣然，乐于从事”的事。七日下午二点廿分，我按前一天晚上电话中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推门进去，不明亮的走廊里摆着几张旧沙发，一位瘦削清癯的老人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正坐在离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发愣。目光呆滞，耳朵上还带着助听器。牙齿显然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