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健霸诠ィ嗣腔怪换嵊谩苎┣郾戎澜绱笪难Ъ也⑽蘩⑸恼庵钟锸嚼捶⒀裕且丫恰咛А恕Ｋ烁宜邓す客夤脑铝烈病病蛘哐蠊碜油ㄍǹ啥瘢亲匀皇橇硪换厥铝恕薄＃ā丁∶篮焐⒓恰 罚 �
周汝昌1980年赴美国参加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虽然时间很短，却有开阔视野之益，实际感受西方汉学界水平之效，更增强了自己的学术自信，同时也结交了一些国外的学界朋友，使自己的红学研究放到了世界文化的座标系内。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途程中，途经旧金山，斯坦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热情招待，留住两日，参观游览，并赠送斯本思（Johnathan D·Spence ）教授著作《 曹寅与康熙帝，包衣与主子 》（ Tsao Yin and Kang…his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扉页有题记：“耶鲁大学Spence教授此书之完成，曾得力于汝昌先生宏著《〈 红楼梦 〉新证 》甚巨。兹以汝昌先生于参加首届国际红学大会后来访之便，特转赠留念。王靖宇志于美国史丹福大学，1980年6月29日。”这也使周汝昌颇有感慨：“国际学术交流中，学术道德是要讲的。受了人家的启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劳动和智慧，都是公开表态的。这虽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于今日犹然见怀，却令我不无感想。数十年来，红学界有些人从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见解，却从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创获—— 这也何必计较，但问题是他同时还要掉一两招笔花，以明枪暗箭来对你进行‘答报’。”（《 美红散记 》）
回到国内，红学的发展势头也如火如荼。1980年在哈尔滨，1981年在济南，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连续四年召开全国性的《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第五次全国研讨会隔了一年，1985年在贵阳召开，1986年又在哈尔滨召开第二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可以说，以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86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 红楼梦 》讨论会（ 中国大陆召开的第一次 ）为标志，组织性集体性的红学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周汝昌自然是这些会议上引人瞩目的头面人物，不过并没有参与多少具体的组织活动。当然他也关心大会，也向会议推荐一些新锐的青年研究者参加会议，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会的筹备阶段，周先生就向笔者说起，自己向哈尔滨师大方面推荐了三个不太著名但有实力的人参加会议（ 包括笔者 ），哈师大“一个也没有驳回”。周先生说这话时颇有得意之色。笔者向1982年的上海会议邮寄提交了论文，从1983年南京会议起，开始正式参加各次全国会议，包括1986年和1992年的两次国际讨论会，因此对这一段红学界的情况也略有所知。
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在北京的几位主流研究者主要特长在考证方面，同时从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等，因此，整个80年代，后来又延续到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结束，中国红学界的学术争鸣“热点”基本上都在考证的范围内展开，而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文物和遗迹的“真伪”。这与50、60、70年代红学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宏观上考察，这自然也是一种时代风气转变的表征，也可以说是红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戴不凡（ 1922—1980 ）发表了《 揭开〈 红楼梦 〉作者之谜 》（ 1979年第1期《 北方论丛 》）的长篇论文，说《 红楼梦 》是一个化名“石兄”的人写的，曹雪芹只是“修订加工者”。早在发表之前，戴不凡已经有意无意放出风声，说他将有大的红学突破，将推翻周汝昌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的“自传说”结论。不过戴不凡的文章发表后，立刻遭到了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反驳，发表在《 北方论丛 》、 《〈 红楼梦 〉学刊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 文艺研究 》等影响颇大的学术刊物上，形成一次全国性的红学争鸣热潮。戴不凡的论点基本上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戴不凡的文章，其实表现了一种倾向性，即红学研究界存在文献考证和文学感悟互相脱节的现象，考证性的学者往往在艺术感悟力上有欠缺，因此许多所谓“考证”都脱离了文本的文学实际，只追求表面上的“形式逻辑”而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这又会刺激那些倡导文本研究的人如余英时等的更强烈不满，并进而贬低考证，又陷入空对空的“回归文本”的徒劳呼喊，如此恶性循环，长期困扰着红学界。
80年代初另一次争论得很热闹的问题是河南省博物馆收购的一幅“曹雪芹画像”的真伪。周汝昌又是这次争论的核心人物，他和山西晋东南师专中文系教授宋谋瑒（ 1928—2000 ）始终坚持这幅画像就是画的曹雪芹，而以刘世德为代表的其他一些知名的红学研究者则说这幅画上五行题记乃有人作伪，实际上画的是清代的另一个人俞雪芹（ 俞瀚，字楚江，号雪芹 ）。这种争论涉及将此画售与河南省博物馆的原持有此画者河南商丘的郝心佛是否作伪的问题，内幕十分复杂。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河南省博物馆的副馆长韩绍诗宣读了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画像画的是俞雪芹，郝心佛已经承认自己作了涂改伪造。这让周汝昌和宋谋瑒陷入一种舆论上的孤立。但是，周汝昌是最早得知并鉴定此画的红学界研究者之一，宋谋瑒则多次亲自去商丘作过调查访问，两个人都感觉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不可靠，其中似乎有某些无法说清的情况。宋谋瑒后来写有《 曹雪芹小像争鸣亲历记 》数万字的长文，发表于1997年第6期的《 黄河 》杂志，详述了其中的种种曲折幽隐。
周汝昌在《 一桩奇案几层怪事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则这样说：
1963年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主任室中开一个小会，忽有王士菁同志（社级领导，专研唐诗、鲁迅，当时继前任来主管古典部）进来，递给我一封信。看时，是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先生给他的信，附来照片二张，说是在郑州发现的雪芹小照，嘱咐交与我，并将研考意见回报与他。
照片技术不高，但要点具呈于目前：一张是人物坐像，左上角五行题记，表明“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我一见喜甚。同座的周绍良接过去忙着看，也喜现于色，对我说：“他（雪芹）还是到南方去了！”——意谓他对“南游”之说曾有存疑之议。他还立即跑出去告知他的至友朱南铣（在同楼另一端人民出版社）。
我即将初步意见写与方先生，并询问发现的经过详情。蒙他见复，追述一切：那是他到郑州开会，值博物馆展出藏品，约他去看。看后，因无重要收获，遂问未展出的有可看者否。遂出示一部册页，册甚厚，多达“数十开”（每相连的对折叶子，叫一“开”），每开皆绘人物肖像，各有题诗。因发现雪芹此幅，十分注意，乃于此开夹一纸条为记，嘱馆方拍了照片寄给他——当时匆匆赶时间返沪，其他人物详情，俱不及细阅，故无从记忆。
我对他说：此件不似伪造劣品，理由有三：第一，雪芹一度南游，只敦敏诗中透露，向来无人论及，敦诗“秦淮旧梦人犹在”等句，加上敦诚的“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风月忆繁华”，明示“一载有余”的离别是他到南京去了。第二，从无人能言尹继善在南京准备“南巡”罗致人才“接驾”与曹家旧事密切相关之要义。第三，如“洪才”二句，词义渊雅，乃运用六朝人之旧语。如梁代萧琛的“丽藻若龙腾，洪才类河泻”，如潘尼的“雅论弘博，逸藻波腾”等句。
周汝昌同时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短文《 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 》，发表于1963年8月17日《 天津晚报 》，文章中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刘世德写了《 曹“雪芹”画像之谜 》，以“生蕤”的笔名发表于9月14日《 天津晚报 》，提出这幅画画的是俞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