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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与夏先生有讨论学术的书札来往，忽有友人警示我，暂停与夏通讯，因闻说他问题甚为严重（包括行为的“不良”云云），免受“连累”……
以后又有些“小道消息”“风传”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极大，现已无立足之境……。我方知他的处境已非一般的不佳了。
所以，这日夏、吴二位忽然莅临，我心中有“鬼”，有点儿不知如何为宜——是热情叙旧？还是必要“疏远”？……
总之，我言辞费了斟酌，场面微显尴尬。
夏先生此时已大有老态了，英锐之气全消，面上亦露出不甚自然之色。他多须，长髯如戟，二目却仍炯炯有光。
吴女士取出一个竹笔筒以为礼赠。（《 夏承焘 》）
原来夏承焘久已陷入了与吴闻的“黄昏恋”和“师生恋”，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不开放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当然是惹人物议的。后来孀居的吴闻终于和夏承焘正式结为夫妻，帮助夏整编了多部学术论著。周汝昌也回忆说：“即仅以同会同车的偶然机会所见而言，吴夫人扶持夏老的情景也令人感动，连围巾、领扣……一切细处都要手自弄妥，不让老人受到丝毫委屈和不适。”（《 夏承焘 》）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编的南宋词人姜白石（ 姜夔 ）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 读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周汝昌说：“姜词虽为南宋一大家，却也正如夏先生所云于吴梦窗者，是‘才秀人微，行事不彰’，号称难治，而他竟著成此谱，盖事涉南宋词史，非止白石一人之关系，可见其学力，当世并无第二家可以撰成此著。我在报上发表了评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见之，惠函求益，我又写去了关于姜词版本的讨论书札。此二著承他不弃，重版时皆附印于卷末。杨霁云先生读之，赐函赞叹，以为夏老的虚怀与拙札的‘攻玉’堪称‘两高’云。”（《 夏承焘 》）
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后来交往渐疏，只是夏承焘编选清代的词，向周汝昌借过《 楝亭词钞 》（ 曹寅词 ）的抄本——原是周汝昌的三个儿女抄录的。
夏承焘与吴闻婚后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 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外另有不愉快之事。我平生不喜‘刺探’人家张长李短，为此只作不知。我陪他们二位到过西郊的‘曹雪芹纪念馆’的前身——舒某旗人的院子里。最后的夏先生，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见了人只会‘傻笑’，已不知所见何人。一二好友为祝大寿时，约来电视台录相，和他老坐在一张沙发上—— 也无法交谈。”（《 夏承焘 》）
张伯驹与夏承焘二位“词宗”不能投契，说明“文史哲”三者真要兼擅并美，其实是非常难的，即使是一流的文人学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正是红学界所遭遇的困扰难题。曹雪芹写《 红楼梦 》，融会化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既是一位天才诗人，又是一个哲学思想家，还有丰富的家学渊源，独特的身世背景。《 红楼梦 》因此以其奇伟宏丽包罗万象而吸引了许多人予以研究，但这些被吸引的人中，绝大多数只是某方面的“偏才”，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也就只能赏其一隅，不能领略其全体大美，最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而又各自都以为独得真赏的悖论之中。周汝昌则既有张伯驹式的“风流才人”之雅调，又有夏承焘式的“学者”功夫，文、史、哲三长兼擅，因此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红学历史地位。
启功字元白（ 1912—2005 ），是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主要以书法和考订文物名家，但也曾校订过《 红楼梦 》，因此与周汝昌也算红学界同行了。周汝昌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启功怀仰慕之心，起因是见到顾随的一首题诗，那是在启功为顾随女儿画的画册上题的七言古诗，顾随戏称启功为“王孙”。后来在张伯驹展春园的大客厅里，周汝昌与启功相识，当时启功已经读过周汝昌发表在《 燕京学报 》上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一文，因而见了周汝昌后热情握手，连说“过瘾，过瘾！”
再往后，在那次高名凯特邀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其收藏书画的展览会上，周汝昌看到了《 楝亭图 》，当即填词，受到张伯驹赏识。周汝昌希望能抄录《 楝亭图 》上各家的题跋，后来张伯驹寻出了当年启功抄录下的题跋，让周汝昌的同学孙正刚转给周汝昌。周汝昌打开一看，只见一色小字正楷，略带一点行书笔迹，不禁大喜过望，就全部录进了《 证〈 石头记 〉》（ 即后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张伯驹本来愿意把启功抄本送给周汝昌，周汝昌谨守君子“恂恂如也”的规矩，把手书册还了张伯驹，后来当然不知下落了。周汝昌后来后悔地说：“当时不敢径领惠赠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
1953年《〈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启功非常欣赏，要给周汝昌画一幅“周公解梦图”。周汝昌听了非常高兴，就写了一封信给启功，要求“兑现”。写信时联想起顾随的题诗，周汝昌就也称启功为“王孙”。没想到，这下启功不高兴了，原来启功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清朝王室后裔，甚至说自己早已姓启，并不姓爱新觉罗。周汝昌当然也就得不到启功的画了。
周汝昌回到北京后，因在出版社主持《 红楼梦 》新校本的工作，启功是校注者之一，二人又有所交往，前面的章节也曾涉及。此外，60年代还有两件事应该提到。
一是香山的张永海口述，说西郊健锐营一带传说的曹雪芹的“难友”，名叫“鄂比”，其人能画；启功对周汝昌说，清代有个鄂弼，不知是否就和此事有关。
二是关于河南发现的“曹雪芹小像”，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众说纷纭。启功认为画像不作题记，而像的左上角五行陆厚信识语上下款俱备，是为可疑，但对于像幅“对开”页的左半之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题诗笔迹却一看就认识，说没有真假问题。
后来启功拿了一个清代手卷给周汝昌看，是尹继善手写自作诗多首，两人对照小像上的笔迹，恰是一个人的字体。在谈话中，周汝昌才知道原来启功的夫人就是尹继善的后裔，所以藏有这个手卷，十分难得。周汝昌在回顾了这段往事后，说：“此事又说明他虽不敢信画为真，却也感到兴趣。至于肖像绘者不自题记之说，也有人表示难以绝对化执此一端为有力反证，似乎现存丰润张见阳（ 纯修 ）之小照即有绘者自题。记此以备方家研读。”（《 北斗京华 》之《 启元白 》）
70年代，周汝昌仍然和启功有学术交往。传说中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中有贾宝玉在八十回以后沦为“击柝之流”（ 打更的更夫 ）的情节，住的是“堆子”，启功与周汝昌通信，说“堆子”在胡同入口处，有木栅栏，入民国后就全部拆除，没有人知道了。启功还在信中告诉周汝昌，他听关山月提到过，关山月的老师见过“旧时真本”，八十回后的情节与程高本后四十回迥然不同。周汝昌把这一情况记入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中，书出版后寄给了启功一部，启功写专函致谢，说还没有多看，就被亲戚把书拿走了……就红学而言，启功与周汝昌虽有考证方面的互相探讨启迪，在文本认同方面则存在巨大分歧。正如周汝昌坦言的：“启先生论《 红楼 》，不以程高伪续为大谬，曾言：‘跑了的是大鱼！’意谓世人以为雪芹原著所佚之稿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