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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对何其芳的散文诗《 画梦录 》十分入迷，《 画梦录 》当时刚得了奖，报纸传媒广为报道，正是少年男女们的最爱。多少年后，周汝昌还记得自己一读之下立刻倾倒，欢喜无限，为那纯美纯情的文字所感动，特别记得其中有几句话，大意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 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这真是贾宝玉的语言，让人感叹不已，回肠荡气！这种早年的喜好倾向，与周汝昌后来研究《 红楼梦 》和古典诗词特别能“入境”、能“心心相印”，也有一种微妙的联系。用曹雪芹的独特话语说，这种种因缘，都昭示着“正邪二气所赋之人”的气禀资质。
周汝昌一进校门，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你来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刚走了。这些当时的文学明星曾在这所中学里讲过课，南开中学的文学气氛也可见一斑了。周汝昌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自然如鱼得水，文学活动很快展开，主要在三个方面：研读宋词，写散文、论文，练习中英文对译，如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写散文摹仿《 画梦录 》，也写研究性的文史论文，这些初步的成果有的曾刊登在《 南开高中 》上。他填写的词也在校刊上发表过。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词呈送教国文的孟志荪先生，这位很受学生欢迎的孟先生在周汝昌的诗词卷后题了两句：“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可见，此时周汝昌写的诗词已经有相当水平。下面是当年的两首习作：
浣溪沙
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
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痕。闲挑寂寞倚黄昏。
瑶 华
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便何用、鱼书先寄。惟只愁暗识浓荫，密缀漫枝青子。
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
这种糅和着青春美韵和迷惘的婉约词及《 画梦录 》这样的散文，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又痴迷文史的少年人心灵心象的自然流露，但也与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构成潜在的冲突。日本人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愈来愈猖獗，但南京政府的退让和“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国民尤其是青年的愤激。一个寒假，南开中学的一小群学生放弃了回家过年，南下请愿。铁路局不让这些孩子上车，他们就步行，走了整整一夜，清晨才走到杨柳青。周汝昌记得，找到一个小学校去打尖休息，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厚厚的“霜雪”……
后来，周汝昌这一年级的高中学生，在天津附近的韩柳墅当了“学生兵”。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负责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剃了头，穿上灰色的军装，发给真枪，但没有配备实弹，整天在空阔的野地上学习打野战，还真学了不少军事技能，如“散兵线”一类，都能熟练操作了。那还真有点辛稼轩（ 辛弃疾 ） 《 破阵子 》和岳飞《 满江红 》词里的意境：“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对青年人的体魄、意志和爱国心，这种军训当然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饭量也变为大得惊人，一顿饭能吃六个大卷子，周汝昌后来告诉家里人，家人都不敢相信。
到了卢沟桥事变① 前夕，战火真要逼到眼前，但暂时还不需要真让学生兵参战，二十九军就把这个中学生组成的青年军营解散了。长官把大家集中到操场，宣布因为侵略者逼近，为了同学们长远的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这些学生当然心中百感交集，不由得泪随声下。周汝昌到了耄耋之年，提起当年的情景，还说，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爱国，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并赋诗说：“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胸志慨慷。深夜步行期抗战，敞衣曾结满襟霜。”
浓郁的爱国之情怀感受，是那一个年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在和平年代长大、在市场经济氛围中生活的当代青少年也许不能感同身受，体会“刻骨铭心”四个字的感情分量。很快，七七事变发生，南开中学解散停办，周汝昌失学在家，只有读书自修。而第一章所述的遭遇绑票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年夏天失学回家后不久。
国家的命运，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周汝昌在这种家国动荡不安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对文学文化的追求，仍然主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研习，诗词、散文、论文写作，以及中英文的对译上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比如1937年5月，汉译英林语堂的《 白日梦 》，就发表于《 南开高中 》第2卷第4期。剑胆琴心，文情艺韵，交织在一个青年的身心成长发育中，为日后的文化学术事业奠定着最初的基础。
4“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
此后在家自修一年多，到了1938年秋，周汝昌又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高中继续中断的学业。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当时被简称作“工商附中”。之所以选这所学校，是因为1936年日军炮轰南开，学校被封闭，为了考大学，必须有高中毕业的学历，周幼章就为儿子挑选了这所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中学。
1939年夏周汝昌从工商附中毕业离校，秋天，去北平报考燕京大学。当年的考场在北平东城的育英中学，无数学子——花花绿绿的少年男女，都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和过去科举时代的士子们“十载寒窗，下场一试”的情形有些相似。周汝昌是自信和底气充足的，在心里说：你们别神气，回头咱们到考场上见高低，看谁是当今天下英杰！考试结果出来，果然周汝昌以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大魁天下”！他考入了西语系。
可是，这一年天津发了大水，周汝昌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到第二年才正式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办理入校注册时，工作人员对周汝昌说，你可以算三九届，也可以算四○届，两个学号你自己选吧。要哪一个呢？周汝昌灵机一动，心想四○是个整数，五十年后要由四○届的出纪念册，燕京大学的校庆大典不可错过，就回答说：我选四○。四○○六二—— 这就是周汝昌当年的学号。
其实，入学就读之前，也就是天津发大水的日子里，对周汝昌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在1940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履行了“洞房花烛”的人生礼仪。
周汝昌的婚姻可以说是“半包办婚姻”。即形式上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但新郎与新娘也是早已认识的同乡人，并非“青梅竹马”，彼此也没有十分不情愿的反感。周汝昌的夫人名毛淑仁，字芝仙，号岫眉，生于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日，比周汝昌小六岁。其先世是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人，迁居天津上郭庄，在咸水沽以西二十多里。毛淑仁的父亲名毛仙洲，在天津市开设过松竹斋南纸局，两家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当然，旧时重男轻女，毛淑仁只高小毕业，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也算识文断字了。毛仙洲因逃匪患，携家避居到因抗匪出名而有安全感的咸水沽，因此周汝昌与毛淑仁在未婚前已经识面—— 但并无感情交流。从笔者与老年周夫人的几次接触印象，以及保留下来的周夫人青年时的照片看，毛淑仁虽不是什么大美人，却也算得明眸皓齿，五官周正，身体健康壮实。
那么，周汝昌是否还有过其他的“风流韵事”？
在结婚之前，童年少年时代，周汝昌有过“像是爱情”的故事段子。
有一次，随母亲到外家（ 乡下叫住姥家 ），外家对姑奶奶和她的孩子是十分恭奉周到的。一天，见母亲应酬亲友时无人带魁娃（ 周汝昌 ），就请来一位小姑娘陪着他玩。小姑娘也只有十岁出头，和气亲切而天真大方。魁娃兄弟五人，却没有姊妹，第一次由一个女孩子陪带，内心立刻产生了一种敏锐深刻的感受，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快乐感觉。玩了大半日，到晚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