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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健锐营那时已经只残存着石头堡垒遗迹，满地青色和黄色的碎石，石头堡垒是“云梯兵”练习爬高攻堡的演习建筑，原来的围墙、营门已经一无所存了。吴恩裕拣了一块像是旧河床的鹅卵石，回家后磨制成一个椭圆形状的小砚台，颇为得意。
吴恩裕勤于访问寻找，发现了一些据说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著作，如《〈 四松堂集 〉集外诗辑 》等，写成专著《 有关曹雪芹八种 》（ 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后来又增补为《 有关曹雪芹十种 》（ 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再往后又出版《 曹雪芹佚著浅探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当时是与周汝昌、吴世昌齐名的考证派红学家，号称“两吴一周”。不过吴恩裕发现的这些文物、著作，红学界颇有不同意见，认为是有人伪造，以文学研究所的陈毓罴、刘世德反对最烈。
对此，周汝昌的看法是：“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
在这一章的最后，让我们以周汝昌参加一次天津大鼓书演出的盛会来结束吧。周汝昌对各种曲艺都有强烈的爱好，特别是对老家天津的大鼓书，更是爱得入迷，后来还亲自写过大鼓书书词。1962年1月，在中国文联礼堂，有一次天津鼓书名家献艺的盛会，参加演出的都是名艺人，有八角鼓的石慧儒，梅花调的花五宝，京韵大鼓的骆玉笙等 —— 今天的人，大概只知道骆玉笙了。观众也都是政界和文化界的社会名流，周汝昌有幸参加，记得还有邓拓、启功、吴恩裕……
周汝昌回忆说，吴恩裕坐在自己前边，当花五宝的梅花大鼓的丝弦拨动起来，吴恩裕扭回头对周汝昌说：“这种音乐真好听！”看来他以前似乎没有听过鼓书，但第一次听就入了境界。
花五宝唱的是《 黛玉葬花 》，唱完了，鞠躬下台。演下一个节目的演员还没有接台，忽然满座中的笑声、赞叹声等都一下子静了下来。周汝昌四面一看，大家都正在把目光集中到一处，原来周恩来（ 1898—1976 ）总理悄悄地进来了，坐到了中排的一个空座位上，离周汝昌右边不远，当中隔着走道。
安排节目的人很机灵，等台上的节目唱完，就安排花五宝重新上场，再唱《 葬花 》，让周总理欣赏。花五宝当然唱得格外出色，比第一次唱得更有韵味。唱完了，周总理鼓掌，十分高兴，满礼堂的人也都十分激动。那个时代的人，对领袖，对周总理，是充满了无限由衷热爱的。
全部表演结束后，一群演员（ 过去叫“鼓姬” ）走下戏台，围在周总理身边。周汝昌记得大家问总理，这些《 红楼 》旧曲，还可以演唱吗？因为那时的整个社会氛围，已经是在提倡“革命化”，批判旧文艺了。周总理回答说，可以演唱，如果个别字句不太妥当，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这正是周恩来一贯的风格。
周恩来是淮安人，但其祖先原在绍兴一带，渊源有自，所以周恩来对越剧也特别喜欢。周汝昌在报纸上一篇文章中看到，周总理曾把饰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请到家里吃饭，徐玉兰还清唱了一段精彩片断，周总理击节和声，十分激动。那篇文章还提到，周总理还领着越剧《 红楼 》剧团参观过恭王府。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这对我来说，更是‘得意’之极。”
原来周汝昌主张恭王府明清之际的前身就是大观园的“原型”，这一主张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而周汝昌曾在北京文化部门的一份打印文件中，看到记录周恩来参观恭王府时的谈话。谈话记录周总理对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说：“要说人家想象，人家也总有一定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 红楼梦 》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周恩来还说：“以后可将这座王府花园建成曹雪芹纪念馆。”
这就是周汝昌读到周恩来领着《 红楼 》越剧团去恭王府参观这一消息时，感到“得意”的原因。而后来“文革”中下干校，还不到一年，周汝昌就忽然被“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更让周汝昌对周总理感铭终身。其实那件事恐怕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一章中将会涉及。
4“文革”沧桑
1966到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件。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通过前面与周汝昌个人遭遇有关的叙述，我们已经有清楚的感觉。当时对这种社会氛围最能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史、哲等学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过，历史的具体形态那又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每一个体、个人，其遭遇则既有“大同”，也有“小异”，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既有“小同”也有“大异”，有许多生动的“具象”和独特的情况。
文化部所隶属的各单位当然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不例外。周汝昌在“文革”初期也很积极地参加写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领导错误和工作组的“资反路线”，由于文笔好，当然那大字报的“水平”也是不错的。他所参加的战斗队名叫“换新天”，是属于反对当权者的“造反派”。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很坦率地说：
只因此社是个“文学”的社，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发起，那儿的“大字报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两方（不同的“派”）笔战，各展大手笔，彼此互“揭”互“烧”。须知在此“革命”运动中，孟夫子的“性善说”是一文不值的，其专长是挑逗两“派”的“斗性”，使原来的很要好的同仁同志，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势不两立”。
这种“斗性”很快由萌生到滋长到恶性“发育”。加上尔时人人都得提防陷于“政治被动”，一律得学会“极左”，攻击诬陷别人，显示自己的“最革命”、最“红”得出色——这其实就是伤人以利己，伪装而巧扮。
我也无愧于“文学”的一员，大字报写得颇受“好评”。（《 天·地·人·我 》之《 关起来的滋味 》）
周汝昌在1966到1967年这段“文革”初起的日子里，并没有受到冲击，无论是“破四旧”还是“揪牛鬼蛇神”，都安全度过。没有任何人揭发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漏网右派”之类，更没有涉及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一个字。对这一点，周汝昌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有点奇怪。也许，这和出版社中大多数人都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靶子”很多因此反而法不责众，而出版社又并不像大专院校和中学里有众多无知的青年学生起哄这种情况有关。在大专院校甚至中学的教师，由于青年学生的狂热无知易被煽动利用等原因，有时会遭遇更不测的险境。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难兄难弟”许政扬，任教于南开大学，就在1966年“文革”初起时不堪凌辱而投水自杀。
在天津咸水沽的周祜昌一家也遭受了厄运。周家祖上是养船大户，有土地有房子，虽然后来没落，但到1949年以后划定“成份”时，却还是被定为“地主”。周汝昌因为较早就离开了大家庭，虽然填写“家庭出身”要填“地主”，但本人已经是新政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在周围大多数人都出身不太好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大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因此影响不是太大。但留在咸水沽的哥哥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继承了祖传的家业，也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周汝昌的三哥泽昌被定为“地主兼资本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