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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1984年出版《 许政扬文存 》，因遗存文稿不多，周汝昌将自己校订《 水浒传 》的一些成果都算在许政扬名下收入《 文存 》。
周汝昌和许政扬有共同的治学思致和理路，下面是两段周汝昌的回忆：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创造”了Redology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以写入《〈 红楼梦 〉新证 》。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纳’应该是aventrine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砚霓小集 》之《〈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应该说这就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如他作《 红楼梦 》研究，也是首先从“根儿”和背景上开始，即先对作者和版本等基础荜路蓝缕，“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他特别强调研究《 石头记 》版本，也正是“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的同一理路。
周汝昌选注宋诗，不仅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也得到过许政扬的协助：
政扬的精勤与博洽，常常使我惊讶，他的细密和敏锐，更使我对之有愧。后来我作范石湖（ 范成大号石湖——引者 ）、杨诚斋两注，凡遇疑难，无法解决，去求助于他，真是“如响斯应”。他对宋代的一切是那样的“如数家珍”，令人心折。大的，不必举，最似细琐而难考的事，去问他，他也竟能对答如流。例如我注石湖诗，注到算命先生是否像小贩吆喝叫卖一样，也自家出声招徕顾主？难住了。而这是无人可以请教的。一问政扬，他竟能列出证据，证明石湖所写不虚，南宋江左卖卜之情况确实如此。我当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 杨万里选集 》不仅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古代诗文选本，而且这本书典型地体现了周汝昌的治学特点和风格，如前所述，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全部学术活动特别是红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说是开启周汝昌治学奥秘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由于选注了《 杨万里选集 》和《 范成大诗选 》，周汝昌此后对宋诗变得特别有感情，自己写诗也无形中渐趋于宋诗的格调。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并没有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就止步于此，而是在继续深造。《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和《 曹雪芹 》，是周汝昌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新成果。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在《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上连载，与当时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据说活动本来是国际规模的，因中苏关系已趋恶化，乃降格为国内的，但仍然十分隆重。曹雪芹的卒年有壬午、癸未两说，前者认为是1763年阴历除夕，后者认为是1764年阴历除夕，相差不过一年，所以从1962年起，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等国家级机构主持和牵头，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是从追溯介绍曹雪芹的家世情况开始，原计划从“家世”写到“生平”，最后落实到《 红楼梦 》的诞生，也就是为这部伟大小说的出现勾勒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远因。周汝昌此时年方四十岁出头，风华正茂，这个题目又是自己已经研究多年的，所以写起来感觉特别好，真有点“下笔如有神”的样子，文章写得神采飞扬，思绪灵动活泼，考证叙述而兼夹议论，笔端还带着感情，真可谓妙绪纷呈妙笔生花。
《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的编辑黎丁① 主动向周汝昌约稿连载，但于1962年1月至9月载到第八节以后，忽然通知周汝昌到此为止，以后不再发表了。
这是周汝昌毕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在1981年秋到1982年春之间撰写的《 献芹集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收入其中 ）的序言里，他曾这样夫子自道：
记得发表之初，鲁迅研究老专家杨霁云先生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那时每月登出一节文字。杨先生此后屡屡叮嘱，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原注：从五十年代起，每次遇到杨先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对我说：红学的研究，还是要作下去，不要弃置、消沉。他的鼓励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同时见赏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梁仲华诸位教授，梁先生特别来访，专谈他对此《 丛话 》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 康熙大帝 》，为清史研究论文开一新生面。北京的叶恭绰先生，素未拜识，忽遣人送来手札及赠书，对《 丛话 》表示击节赞赏，至言“又读一篇，不觉益为兴起！”说这是一件大事业，一定要写下去，因为所关甚钜，非仅为“红楼”一梦也（原注：后来我去拜访叶先生，他年事已高，而且病情不轻了，本不接待客人，特地扶疴相见，至有“相见恨晚”之言）。
此外，吴晗同志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称奖、督促的读者很多。可是登到第八节，报纸不知听见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开头的热情是向我每星期要一篇）。我就此停笔，转而事他了。从那以后，只续了一节《 太祖舜巡 》，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全不对头了，——果然杨先生看了就坦率地告诉我说：这篇不行了，大非当年之比了！这不仅他为嗟惜，我自己也觉惘然。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话，当然也有点嗟叹。周汝昌又说，过了很多年，黎丁在周汝昌一再追问下，才说，还不是某某人说话了，不让登了。至于这某某人究竟是哪一路神仙，黎先生是再不肯“泄露天机”。由此可以想到，即使是纯学术问题，那各种“意外”和内幕也是非常曲折复杂的。
不过，这些都是根据周汝昌回忆录中的记述。笔者于2005年5月30日电话采访黎丁，询问有关情况，黎丁先生则说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记不起了，并说报纸也不可能总是连载一个人写的文章，王昆仑的文章也是登了几篇就中断了，周汝昌也许记忆有误，或者误听了什么流言。
不管历史的细节究竟如何，但由此可以明白一点：周汝昌写学术文章，不是那种用“死资料”和“形式逻辑”的运作，以写成“纯客观”的“科学论文”，而是带有感情投入和灵感突发式的特点，搞学术研究也有点像作诗，需要心态机缘以“一气呵成”，一旦时过境迁心态改变，即使勉强为之，也不复有那种神采气象了。
《 曹雪芹 》的写作出版，也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有关。当时的顶头上司王士菁一力举荐周汝昌承担这项任务，说除了周汝昌没有别的人能给曹雪芹写传记。对这种“伯乐”的助力，周汝昌至今仍然情动于衷，对王士菁深怀感念之意。《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半途夭折了；在王士菁的推介玉成下，有史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