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坐了两个钟头，胡适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顺手拿起俞平伯送的《 冬夜 》诗集。胡适发现平伯的诗太琢磨，不很好懂，尽管他的诗很有功夫，得力于旧诗词的地方也少。（410页）
《 三国演义 》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教本，胡适从小就喜欢读它。几千年来，哪一本书比得上它的魔力？（ 423页）
在去青岛的船上，胡适读起中央大学法政科学生陈梦家的诗集，新月派成员陈梦家的诗意思不很明白，诗要“深入浅出”，即入不嫌深，出不嫌浅。倘若不能浅出，必是不会深入的。（ 680页 ）
在胡适之前，韦莲司认识邓肯，他是第一个唤醒韦莲司爱情的人。……和胡适认识后，韦莲司常常将他们比较，邓肯没有胡适的头脑，但胡适也有不足，如没有邓肯那样对美的认识和欣赏的能力。（ 872页 ）
10多年前，废名特别称赞李义山绝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常（“常”即“嫦”，可通假——引者）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首诗不是顶好的绝句，有点小意思，但说得不够清楚，离民歌很远。（ 1071页 ）
陆放翁五绝：“涨水入我庐，萍叶粘半扉。日出水返壑，念汝何由归”，胡适也很喜欢，因为接近民歌。（ 1072页 ）
3月尾的一天，在华盛顿的60来岁的顾季高来纽约看胡适，带了一部讨论李义山的“诗谜”的书稿。书中引用了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和冯浩等人的议论。胡适因准备赴台湾，加上不喜欢李义山的诗，所以没有细看顾季高的书稿。（ 1186页 ）
很清楚了。胡适缺乏“对美的认识和欣赏的能力”，喜欢陆游那种比较浅白的民歌体的诗，喜欢情节性的通俗小说《 三国演义 》，不喜欢李商隐（ 李义山 ）那种唯美象征的诗和陈梦家那种新月派的诗，连对俞平伯的诗也觉得没有“浅出”。他的审美趣味是趋向浅俗、平民化的，这也与他提倡白话文一脉相通。
反观周汝昌，从小就不喜欢《 三国演义 》，只对其富有意境美的插图感兴趣，幼年就开始痴迷诗词，开始写作时模仿《 红楼梦 》里的《 葬花吟 》等，参加寇梦碧、张伯驹等名士派的诗社、词社，为何其芳的《 画梦录 》那种偏向唯美的东西所打动，后来说读白居易和陆游的诗集简直让他昏昏欲睡，对李商隐的诗则有独特的赏会……
周汝昌与胡适在个性气质上的差异不是昭然若揭吗？
曹雪芹是个“鸿蒙情种”式的诗人哲学家，《 红楼梦 》是诗化的小说，是哲学融化在诗性中的小说。一个是满溢诗情哲思的周汝昌，一个是“思想太浅”又“理性抑制了感觉、想像”的胡适，谁会对《 红楼梦 》情有独钟、深度进入？谁又会只是停留在文本之外作历史考证，只想用这项研究来证明“实验主义”和“提倡白话文”呢？谁会和曹雪芹发生心灵的感应甚至震撼？谁又会鄙薄曹雪芹只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呢？
周汝昌与胡适之间其实还存在原则上的文化认同分歧。
还是摘引《 胡适大传 》中的几段话：
春天，胡适编《 独立评论 》，他很喜欢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编好后，他对罗尔纲说：“全盘接受了新文化，旧文化的‘惰性’就会使之成为一个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786页 ）
1929年，胡适发表《 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 》，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 794页 ）
“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 537页 ）
上午8时20分，胡适在故宫博物院（指台北“故宫博物院”——引者）主任委员孔德成陪同下乘车赴台中讲学，住在中北沟。晚上，孔德成和胡适散步，看了一眼无月的夜空，胡适说：“孔主任，我自认是爱国的，70岁了，得到的结论却是中国文化并不高。”“历史上，中国文化还是很高的。”“中国的音乐、建筑、美术、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没有地位。3000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么样。美术上，近年来都是模仿。文学上虽人才辈出，但古人路走错了，杜甫也是会‘对对子’，少佳作啊！”（ 1200页 ）
而周汝昌，却浸淫沉溺于传统的诗词、书法、琴箫、戏曲、禅宗、园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间工艺……之中，痴迷不改，终生不衰，读西语系学英语教英语，却比较出汉语汉字的优越、中华文化优胜于西方文化，立志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
周汝昌，是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位的。
胡适，却是西方文化为本位的。
因此，周汝昌把曹雪芹和《 红楼梦 》捧上了天，誉之为古今中外都没有的绝唱，胡适却说自己“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赞颂《 红楼梦 》文学价值的话”。（ 1960年11月24日致高阳信 ）
周汝昌认识到要扫除后四十回续书的障蔽才能进入真正是曹雪芹创作的《 红楼梦 》文本，打破“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怪圈，而只有通过对作者和版本作考证才能实现这一点，因此才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方面。胡适由于“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也考证了作者和版本。周汝昌又从胡适那里得到了一些资料。仅仅因为这些表面现象，周汝昌就成了胡适的“好徒弟”吗？就“中了胡适的毒”吗？周汝昌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有过多少接触和了解呢？周汝昌的“自传说”和胡适的“自传说”能同日而语吗？模特儿和文学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不是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的一个特点呢？揭示出这种创作方法就是“实验主义”吗？杜威的哲学如此简单浅薄吗？考证工作就不能有一点失误而必须一步到位十全十美吗？《〈 红楼梦 〉新证 》怎么就“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呢？
所以我们说，胡适其实是有点“自作多情”了，而大陆上的批判者们也看走了眼了。
但毛泽东没有看走眼，顾随和缪钺没有看走眼。
为什么？……］
2《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
批俞批胡过去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揪出来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也揭露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经历了暴风骤雨，物是人非了。社长冯雪峰、古典部主任聂绀弩……到1957年后，有的下台了，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蹲了大狱。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患了一场大病，起因是患阑尾炎和痔疮动手术时，医生年轻没有经验，刀口久不愈合，留下了贫血的后遗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睡眠不好，精神不佳。同时，校订《 红楼梦 》选底本原来要用脂批本结果却被迫用程乙本这件事，对周汝昌也是一个不小的精神打击。这样，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能正常上班，经常挂病号。“小说组组长”本来就是聂绀弩的一项临时口头任命，随着各种情况的改变，也就无形中自然消失了。
不过，周汝昌在“反右派”运动中，却得以幸免，没有像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许多人一样，被划成右派。笔者就此事采访周汝昌，他说，批俞运动后到反右前，自己在工作单位中还是比较受重视的，那时冯雪峰和聂绀弩仍然是社里的领导，所以自己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反右派的前奏是向党“交心”、提意见，许多人发牢骚，但我因为调来时间比较短，没有多少意见可提，只是说了两句自己住房不太宽敞，没有书房，工作起来查书很困难，希望党的阳光也能普照到各个角落，相信自己的条件将来能改善等等。
当风向突变，向党“交心”的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证后，周汝昌却并没有什么把柄可被人抓，他成了古典文学编辑室骨干成员中极少数没有被划为右派的一个。也许，这和“上边”的保护仍然有一定关系，大概对毛泽东的倾向性，中宣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心里都明白，所以在政治上对周汝昌始终有意无意给予维护。何况，周汝昌又挂病号不太上班，对政治没有兴趣，与同事接触少，说话不多，“祸从口出”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在周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