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Ｔ澳冢苋瓴古既诲忮私崾读巳欢浴丁『炻ッ巍 非橛卸乐硬⑶也琶菜摹芭贰薄Ｋ腔故侨忝茫栈疲直鸾兄绍酢⑸佘酢弟酢！ �
从人的遭遇和感受上，南方的冬天其实比北方冷，因为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而那又是一种阴湿的冷。北方人刚去了，是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过来的。周汝昌调入四川大学后，开始住的房子在梅园区，名字很好听，但在大广场边上，房子是竹木搭盖的，屋内屋外只有一板之隔，还有很多缝隙，川中的冬天让他经常伤风感冒，而且一病就缠缠绵绵，难以痊愈。周汝昌怕头受风，只好学四川人，用布把脑袋包起来，像一头大荸荠。有时候病了，历史系的梁仲华老教授主动前来关照，并给开中医药方，原来梁先生精于医道。梁先生和夫人都是老北京世家，家中藏有端砚和字画，周汝昌也去梁府观赏过。
有一次又病了，到校医室去求诊。周汝昌相信中医，叩开中医诊室的门。一进去，见有一位女大夫正坐在方桌旁边看书。见有病人来，顺手把书放下，但不是合上平放，而是原样反着扣在左肘旁，然后伸出右手给病人号脉。
周汝昌打量这位女医生，只见约在中年，生得儒雅清秀，颇有一点“林下风致”。号完脉，询问病情后要开方，当然要写病历。女医生一见病人写“周汝昌”三字，立刻微笑起来，把反扣在旁边的书翻过来，展示封面给周汝昌看，正是《〈 红楼梦 〉新证 》。女医生开了药方，嘱咐不要吃“灰面”——那是四川人对面粉的方言称谓，后来让周汝昌纳闷了好久才搞明白——然后就和这个病人谈起他的书和《 红楼梦 》来。周汝昌听其谈吐，感到不俗，而且颇有见解，从此就和这位红颜女友黄少荃医生有了一些交往。
和少荃的交谊，有两次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一次是黄医生请周汝昌到自己家中吃饭，是成都独有的一种厨艺蒸食。黄医生孤身一人，为请客而忙里忙外，让周汝昌感到有些不安。吃完饭，黄医生还把自己收藏的字画拿出来让周汝昌欣赏。
另一次，是周汝昌已经从梅园陋居搬迁到华西村的好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少荃医生忽然惠临，拿出一幅诗笺，是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有所感怀而吟成的四首七言绝句，用“美女簪花”体的毛笔小楷写成，诗意葱茏，书法佳胜，灯下读红论句，娓娓清谈，倒真有一番诗的意境。第二天，周汝昌当然也和韵酬答，墨书还赠以谢。
由于二姐少荃的关系，不久也就结识小妹荃。这是一位历史系的教师，早就听同系的老教授缪钺和梁仲华两位时常提起周汝昌，二姐一介绍，自然和周汝昌也交往起来。这位黄荃女士，周汝昌记得回北京后，她还邮寄来一幅信笺，也是写的诗词相赠。
1964年周汝昌的《 曹雪芹 》出版，寄了一册给了荃，可能是专业和年龄都更为接近，所以来往反而比和少荃多了一点。荃回信感谢，信中说：“您的每一个小考证，都非常有味，引人入胜。”所谓“小考证”，是指书中的小注解涉及的一些历史故实。
荃也在信中提到少荃，说二姐病得很重，无人照料，自己除工作外还得侍候患病的姐姐……大概不久就病故了。1974年缪钺教授乘飞机赴京会海外亲友，曾和周汝昌说到故人的最后结局：荃在丈夫亡故后再嫁，家庭矛盾极端激烈，到“文革”中事态发展，竟上吊自杀了。
大姐稚荃，周汝昌认识最晚，因为她并不住在成都，而在重庆。有一次碰上了机会，凌道新引周汝昌到重庆郊区见到了稚荃。这位女士也是诗书画兼能，即席给周汝昌题了册页，并允诺稍后赠诗。周汝昌回北京后，彼此断了联系，赠诗之约没有实现，但周汝昌却保存着她的木刻本诗集。在周汝昌的印象里，这位大姐稚荃，论才论貌，都是三姊妹中最杰出的。
对人生中这一段短暂相逢交往的“艳遇”（ 当然不是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周汝昌到了晚年，尚著文寄托惓惓之思：“成都黄氏，古有黄四娘，见于老杜佳咏；今有黄氏三姊妹，而我却没有好诗题咏她们，这不但是诗道之衰的一个侧面反映，也是像我这样的俗人不足与诗人伍的可叹之现象。因此想一想诸多事相，又不免暗自慨然，但有一点，自从亲见了黄氏三人，方信古之才女，是实有的，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也写一笔好字——我所不及而知的，肯定还不止这一二端。”（《 岁华晴影 》之《 黄氏三姊妹 》）
不知道当年黄氏三才女写给周先生的诗笺题记等墨宝，在周先生的箱箧里是否还存在？
从上面摭拾的一些前踪往迹，可见《〈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出版后的盛况。其实，还有许多一时无法详细核实的情形，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如在海外，《〈 红楼梦 〉新证 》也很受欢迎，后来被多次盗版。胡适的日记和书信中，就有托友人购买此书不仅自己保存还要送图书馆收藏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周汝昌在美国遇到赵冈教授，赵教授对周汝昌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在英国，有一本书多处引用《〈 红楼梦 〉新证 》的内容，并且加注解说：篇幅如此“重”（ heavy ）的学术著作，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印数高达17000册之多，是在印刷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从红学学术史演变的角度观察，那么可以这样说：
比起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 红楼梦 〉新证 》的“历史考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 考证 》跑出了一百米，《 新证 》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
比起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 红楼梦 〉新证 》的“文学考证”也前进了不少，特别是《 新证 》把“文学考证”和“历史考证”更为紧密和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更具有“根儿上”和“方法论”的自觉性。
曹家家世与小说内容的关系研究，脂批本与程高本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比较研究，脂砚斋等批书人的身份和其所写下的批语之价值的研究，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大体情况的探索，都已经在《〈 红楼梦 〉新证 》中作为专门研究领域初步成型。当然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已经铁板钉钉，到此为止，无可争议，而在于它为后来更自觉的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四大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搭起了框架。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比《〈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更具有体系性、全局性，更宏观也更细密，不仅资料更丰富，而且论述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论色彩，对曹雪芹的思想灵魂，对《 红楼梦 》的精神内涵，有着远为自觉和深刻的关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在《 新证 》问世前，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会长期停滞不前，就可以明白其间的“理路”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各占一个偏锋，却缺乏考证、义理、艺术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性的整合，特别是缺少了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的贴近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内在的活力和动力，红学在他们手里，已经“提不起来”，已经逐渐“失了势头”。把这一颓势从根本上扭转了的，使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的（ 不同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 ），是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这也就是何以周汝昌要标榜自己开创了新中国的“新红学”。
同时，后来的红学发展史也表明，此后数十年在红学界发生争论而热火朝天的各种学术问题，考证方面的曹雪芹生卒年问题，曹家的家世祖籍问题，大观园的原型问题，两种《 红楼梦 》的版本价值问题，脂批作者和批语的定位及评价问题，佚稿情节的探索问题，虽然是在胡适和俞平伯那里开的头，却是在周汝昌这里才真正完成了“深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引发了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
此后，真正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者（ 不是指意识形态的“批判” ），他们的“对立面”瞄准的都是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