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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引逗——如说史湘云终嫁贾宝玉，还有对后四十回的激烈态度，等等，都会勾引起阅读者的浓厚兴趣，或激发出继续探讨的热情，或促生想要说“是”或说“不”的欲望。
爱好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史料编年”一章兴趣盎然，钟情文学的读者又可能对“红楼年表”和“脂砚斋”两章爱不释手，有“考据癖”的读者会对种种新鲜的推考玩索欣赏，思想敏锐的读者则可能对其中带有激情的锋利评论感到过瘾，对后四十回有感情的读者又想拍案而起……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的“集大成”特点，使它吸引了有各种不同阅读趣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
四、《〈 红楼梦 〉新证 》的一大特点是“提端引绪”，也就是说，许多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余地。它的一些结论，甚至其推考的方法和过程，都随着阅读此书的接受者之不同主客观条件而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认识就会产生表达不同意见的冲动，而这又必然在客观上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
五、从《 红楼梦 》研究自身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 红楼梦 〉新证 》是在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停顿了三十年后，才问世的一部真正有份量的红学学术大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产生“轰动效应”的历史条件。
同时，胡适在大陆新政权下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批俞批胡的政治运动，这就更使《〈 红楼梦 〉新证 》处于万众瞩目的舆论中心地位。
2锦上添花
1953年9月问世的《〈 红楼梦 〉新证 》，很快激起了阵阵文化波澜，给周汝昌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周汝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忽然已经成了学术文化界的“名人”。用一句英语流行歌词，是bee popular overnight。下面摭拾一些当时的社会反响“花絮”，以见盛况一斑。
1953年9月5日，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收到了出版社邮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样书。周汝昌在川大接到邮局的通知，坐洋车到暑袜街的邮政总局取出一大包书，再由原车拉回学校宿舍。周汝昌感到巨大的快乐和欣慰。数年的心血凝聚终于体现为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重著作，放在了自己的书案上。抚摸，翻阅，重读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同样的文句，好像一旦变成了铅字，就和自己写在稿纸上感觉有些不同。
周汝昌这一年三十五周岁，虽然已经儿女成群，其实从性情感情上说，还有些“大孩子”的影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出望外，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了光明的想象和美好的幻想……连走起路来也有点昂首挺胸，脚步如飞的样子。毛淑仁虽然不像丈夫那样激动，不用说也是兴致勃勃满脸喜色的。孩子们不太懂，但看到父母格外高兴，自然也跟着高兴起来，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知道父亲出版了书，是一件家庭的大事情。
不久，这本红学著作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各方面的“反馈”也接踵而来。
上海长风书店门前，为了抢购《〈 红楼梦 〉新证 》，读者排起了长队。不久书就脱销了，出版社连忙加印，在三个月内一连出了三版。笔者此刻使用的工作本在版权页上就印着：1953年9月初版，0001—5000；1953年12月三版，17000。来到上海的原华西大学的闻在宥教授给周汝昌去信通报消息说，上海的大牌学者张元济（ 1867—1959，即张菊生 ）、顾廷龙（ 1904 —1998 ）等都在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不久，周汝昌收到张菊生的儿媳代笔来函，向周汝昌询问阅读中的个别问题。周汝昌当然热情而又恭敬地回信答复。顾廷龙本来已经病瘫，写字困难，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敬重，这一次居然亲笔复信，但手颤笔抖，周汝昌辨认来信上的字迹真费了老劲。
在北京、天津各高校工作的昔日同窗和学友，也纷纷给周汝昌寄来“飞鸿”，报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轰动景象，说“文代会”上代表们纷纷传阅《〈 红楼梦 〉新证 》，几乎“人手一册”。并说已经有消息流传，中央的某文化学术机构要调你来京……
当时正召开文代会，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尚未改名为北京的北平召开的，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强调繁荣创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也就是创造新时代新的“典型”，这与《 红楼梦 》这种描写清代贵族的古典小说，与《〈 红楼梦 〉新证 》中所研究的曹宣、李煦，以及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等，将会有怎样的“张力”和悖论呢？《 红楼梦 》研究，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将有怎样的位置呢？当文代会的代表们一边开会，一边热读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时，大概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似乎有点不着边际的问题。但只要再过几个月，全国的文化界，就都将身不由己地席卷进一场以《 红楼梦 》研究为中心内容的大风暴之中。
眼下在成都，还是一片欢腾雀跃。周汝昌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去查书，图书馆的馆长热烈地告诉他说：“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还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十”、“四”难以分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交叉比划了一个十叉形状。
碰到一个不太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对方忽然对周汝昌说：“老周，你可害苦了我了！”周汝昌听了有点莫名其妙，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对方才说：“我前些天患了重感冒，正难受难挨，谁想你的大著忽然买来了，我这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来，第二天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天刚好一点……”
1953年那个时候，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主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比重还很大，所以，那时会写毛笔字，能作传统体裁诗词歌赋的人还不少。《〈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旧雨新朋，题写诗词韵语相赠的也不在少数，后来周汝昌把这些诗作、题词等辑成了一本小册子，因此许多“雪泥鸿爪”（ 苏东坡语 ）得以保存下来。
缪钺字彦威，是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著名老教授，同时又是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过颇有影响的《 诗词散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加拿大籍华人女教授叶嘉莹合著《 灵谿词说 》，每一篇论文前都系数首七言绝句，曾在爱好诗词的读者中广为流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作者是同一所学校的同事，当然引起了缪教授的强烈感怀，当即赋七言律诗二首赠给周汝昌：
一
平生喜读石头记，廿载常深索隐思。
几见解人逢阮裕？还从自传证微之。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
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
二
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
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
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
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
第一首诗，是紧扣着《 红楼梦 》的强烈“家史自传”性质而咏叹。“廿载常深索隐思”，这里的“索隐”，不是指红学中的“索隐派”，而是说《 红楼梦 》里隐藏着曹家家族盛衰生活原型，需要探索研究。阮裕是晋朝的一个名士，著名诗人阮籍的族弟。他有一辆很漂亮的马车，但从不吝惜，慷慨地任人借用。有一个人母亲去世了，想借车出丧用，但终于不好意思开口借。后来阮裕知道了，就感叹说：“我有马车，却让人不敢借用，要这车有什么用呢？”就把车烧掉了。这当然是表现“魏晋风度”的一个故事。
“几见解人逢阮裕”就是用这个典故比喻周汝昌考证曹家历史和小说的关系，说周汝昌是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知音，是“解人”，所以能“解其中味”，就像阮裕体贴那个借车人的心理一样。微之是中唐诗人元稹的字，元稹著有传奇小说《 莺莺传 》（ 又名《 会真记 》），据说其中的张生乃是元稹自寓，张生和崔莺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