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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幼章三子泽昌之女周凤玲（ 1943年生 ）回忆周家旧园，给笔者写来数纸，摘录于下：
已是五十年代初，院子里像花园一样。那株古藤占满北面半个院子，枝叶浓密茂盛。它的主根直对北屋门前，屋前有很高的房台、台阶，走下来可以看到古藤是由几棵枝干拧在一起的，麻花一样地爬上架。四周的架子用木料搭成。地上四周用木栏杆围着，有出入门口。这株古藤，春天吐嫩芽，小叶是浅绿色的，开花时，一串串像葡萄一样往下垂。外面洋槐树也开一串串的白色花，但没藤萝花串密，浓浓的花香飘向院外，也是藕荷色，引来满院蜜蜂。开出的花放上白糖烙饼吃，又香又甜。等花落了，进入夏天，虽然叶子长大了，还是和其他树叶不同，总是浅绿色，叶子亮得闪闪发光。由于叶子都长大，显得更密、更厚。如外面下小雨，孩子们不愿呆在屋里，都在藤萝架下玩耍。秋天，一串串的花瓣都结出长长的像大豆角一样的果实，密密麻麻。到深秋时，“大豆角”自己就会爆开。夜深人静时，只听院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白天，我们用布缝的口袋去拣好多爆出的豆子。这种豆子真有意思，就像一个个大黑扣子，又圆又亮，光滑好玩儿，又像围棋子。
藤萝架前摆放一排花盆，不是泥盆，是瓷套盆，养着韭菜莲、万年青之类的花草，有开花的，也有四季常青的。还有一大盆百年铁树，花盆两人搂不过来，每年长出两层叶，像针一样尖，扎手。树身像鱼鳞一样，一层层特坚硬。听说它的叶子能治病。过去没医院，有谁得肺病吐血，就来讨铁树叶。到了冬天，几个人搬不动它，就在门坎上架一块木板，慢慢移到屋里，转年春天，又用同样办法移出来。父亲认为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非常爱护，按时浇水，一直养到“文革”。
北屋靠西边有一棵国槐，长成两层。上面朝上长，中间又长出一层，朝下长得像个大雨伞。西屋窗下的那棵国槐每年修剪，站在树底下，望不见天，小雨也不会漏雨。东屋那面有棵叫不上名字的树，春天开浅绿色小花，夏天结的果实像端午节包的小粽子，长出几个角来，是红色的，又像花椒。树皮光滑、干净，什么虫子也不生。原来南面的大荷花缸，里面开着粉红色荷花，以后便消了，还种了很多草花，各色都有。
隔开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瞻想望，当年周家子弟徜徉园中，登楼而咏而歌而演奏吹弹，那洋溢着浓郁艺术氛围的和美怡然之乐真是滋润文艺天分的好土壤好背景。周汝昌的“文艺细胞”就在这种浸淫中不知不觉得到了滋养发育。为了使读者对周汝昌家族的“文化远因”有更生动的了解和体会，笔者再转录张伯驹和寇梦碧题咏周家之园亭词作如下：
风入松·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
张伯驹①
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故家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栖鸦。寂寞诗书事业，沉沦渔钓生涯。
只今地变并人遐，旧梦溯兼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空馀、海浪淘沙。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
渡江云·酬敏庵兄
寇梦碧②
海闾沉断梦，来潮去夕，流尽旧声华。荆榛迷故里，三春芳事，凄剩烛房花。摩挲蠹壁，泪香销、古墨笼纱。怜旧燕，梁倾巢覆，乔木但栖鸦。
争夸。春晖第宅，秋爽池台，看千畦。又争知、百年胜迹，总付悲嗟。西山幻出红楼影，且梦游、休说无家。画图展，浑忘身在天涯。
周家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训民风的影响浸淫，乐善好施。那时过年，穷人最害怕，叫“年关”。周锐和周铜哥俩，每到大年三十晚，就派一个铺子里管事的（ 往往沾亲带故 ），带上好多吊制钱——就是俗叫“孔方兄”的清代铜钱，趁黑夜里不让别人知道，走遍全村，专寻那饥寒交迫的人家，悄悄从门缝隙口里把钱丢进院里，然后悄然离去。这种施恩于人而不让对方有受人恩惠之屈辱尴尬感觉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仁义”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尚与美好。
儒家，道家，佛家，还有“民家”（ 民间艺人 ），这些辉煌的中华文化传统，道德情愫，艺术陶冶，就这样通过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像不易察觉的涓涓细流一样，流淌进幼年周汝昌的血液里、心灵中。周汝昌曾回顾说，祖父传给自己的因子，一是酷爱艺术，包括文学、音乐、戏曲、表演、书画、园林、工艺；二是“人缘儿”，喜欢交朋友，谦恭随和，无论谈笑游宴，管弦聚会，民俗热闹，例如年时节令，迎神赛会……都踊跃参与，交游结识，乐在其中；三是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富于同情心，与人交往，抱一腔天真悃诚。
这些早期的传承习染，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学术研究、文章写作，不循常规之形式逻辑“论文型”，而能独具“文采风流”之“感悟型”的个性风貌之本根、源头和基因。
那么，周汝昌又怎么会被“劫秧子”遭遇绑票呢？
还得从父亲周幼章被推举为镇上的商会会长说起。原来进入民国后，有一年村镇实行村政普选，一个劣绅想当商会会长，就在选举时暗中作弊，收买选票，把选举搞成了假投票。不想“德先生”（ 民主 ）已逐渐进入民众意识，公众不愤，闹起来，直把状告到官府衙门。官府一看不妙，就发令推翻原来的虚假选举的结果，重新进行普选。说到普选场所，是在当地唯一的小学校旁边，搭了许多临时的席棚，让老百姓按地段分段投票。村民里有不识字不能书写的，由小学校选拔出书法优秀的学生代为书写选票，同时设有监察员在旁监视，杜绝了任何作弊的可能。周汝昌就是一个被学校选拔出来的“小写票员”，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能回想起当年选举时那如海河潮水般激昂高涨的公众情绪，激情场面，栩栩如生，恍在目前。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当选为商会会长的，就是周汝昌的父亲周幼章。
其实周幼章只是一个老书生，既缺乏政治素质，对商业营运也不擅长，但既然中过光绪末科的秀才，家里又是养船大户，且平日热心群众文化的组织活动，当然是被群众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公众人物”了。周幼章从心里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当时已经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政治动荡，乱兵横匪，时常骚扰地方，商家更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当商会会长就要应付各方，责任其实很大。周幼章知道自己被选，不禁连连叹气，写辞职报告，却辞不掉。以后年年写辞呈，写呈子的任务，就落到周汝昌身上。
周汝昌晚年回忆说：“当时托辞是患病日重，年衰不堪重任。这种辞呈，也不知写了多少次、份！父亲辞不下来，原因并非官府‘宠任’，实因公众不放。辞呈的批语，有一次是‘环顾该乡，众望所孚，实无第二人，尚期勉为其难，以维桑梓……’父亲受爱戴，一是公直不阿，二是清廉高尚，三是一心为人，不计利害。最拥护的除商民外，还有一批体力劳动人民（ 历史由来，此地乃海河码头，搬运行——脚行，颇有一定力量与影响 ）。父亲支持他们‘打牙税’（ 把派来的苛税员打跑了，不敢再来 ），反对劣绅的谋私行为。父亲还写状子控告某任天津县官的劣迹。这些都是商民最为传诵的话题。为全村抗争权益，包括抗摊派，抗勒索，这些‘呈文’，也是我写的多。父亲一生爱国，那时国产品稀少，他见我们的书上有上海三友实业社，是唯一的‘国货’百货大商店，便写信邮购，我小时候穿的布衣服，不少是‘三友’那儿来的。父亲的品德，培育了我。”（《 天·地·人·我 》；周幼章抗匪、“打牙税”等事迹，《 古镇稗史 》亦有记述。 ）
替父亲抄写辞呈，成了周汝昌的“课外作业”—— 这或许也是他后来成为书法大家的一种早期“因缘”吧。呈子是呈送天津县官府衙门的，用的是纸店印制的“白折”，没有行也没有格，但必须用小楷写得美观，体现出恭敬。前两年，呈子的内容主要是两项：一是陈述自己有病不能胜任会长职务请求免职，二是为拒绝交纳上峰加给地方的各种摊派捐税陈述理由。但到了周汝昌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周汝昌代父亲抄写的“呈子”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一是请求派兵，二是“具结”——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