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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周汝昌的父母兄长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仍然是“五世同堂”的旧思想。而周汝昌最终决定去成都，妻子毛淑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周汝昌顾及传统家族观念，不愿意谈这一点，周月苓告诉笔者：“我们去四川是我妈妈执意要我爸爸去的，或者说是在她的敦促下，更坚定了我们走的决心（ 当然不排除时局所迫 ）。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我们的出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妈和我爸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曾经对我妈妈许过诺言说将来他大学毕业了就带我妈妈离开这个家，我妈妈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认为我们家大逆不道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爸爸曾经转述别人善意规劝我爷爷把地卖了分家的事情，他们认为我爸爸是不孝。 ）我们离开老家去成都的那一天，我清楚记得家里没有人出来送我们，我们一家大小，坐马车先去天津市河西区我的一个姨家，再从那里转乘火车。我和丽苓穿着我妈妈用搬迁费给我们第一次在缝衣店做的蓝色列宁服（ 那是我们仅有的一套能穿得出去的衣服，我记得在四川念书的时候仍然穿这一套衣服，四川还特别爱下雨，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把洗后尚未晾干就穿在身上的列宁服搭在老师办公室的火盆上烤干，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神气劲儿就别提了，特别开心，没有依依惜别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爸爸和妈妈的心情还是可以猜想的，因为在天津火车站，火车徐徐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些大人们——我的爸爸、妈妈以及来送行的姨和姨夫们的眼睛里含着的泪水，他们彼此都将眼神错开，那情景我永远都忘不了。长了这么大都没离开过家那么远的我们似乎永远地离开了。”
这还颇有一点“五四”以来青年人挣脱传统大家族桎梏的流风余韵。周汝昌和毛淑仁的决定事实上是正确的，这只要看后来留在老家的周汝昌的兄长们，都被划成“地主”、“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从而在人生中遭遇挫折沉沦，儿女的前途也受了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周景颐接受周汝昌的意见，把土地卖了给儿子们分家，那么可能在划定成分时就是另一种情况，后代们的命运遭际也就可能有所不同了。当然事实上这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历史、文化、观念、时代、家族、个性等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周家的“运数”罢。
李白感叹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唐朝的情况，到了周汝昌赴蜀的时候，当然要好得多，但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周汝昌先回天津咸水沽把家小接到北京，从北京坐火车经河南到陕西宝鸡下车。从宝鸡开始，就不再有铁路，而要坐汽车爬秦岭，沿着古栈道前往成都。
从宝鸡换乘了一辆敝旧的汽车，一车十几个人，有从上海到四川办事的，有军嫂赴新疆探亲路经蜀地的，有原本四川人游子归乡的……从宝鸡告别秦川平原，不久就峰峦丛起云彩飘荡了，唐诗中所谓“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意境已经身在其中，手伸出车窗外就能揽到缕缕白云。周汝昌的孩子们高兴得拍手大叫，周汝昌自己也又一次体验到了人生的诗境之美。晚年回忆起来，那入川的胜景还历历在目：千盘万转，一辆破旧的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中左旋右转地爬行，车外一步一景，变化多端，瑰丽奇特，连山的颜色都不停地在改换，有时是生满草和树的茵茵翠岩，有时则是赤红色的峭壁孤崖矗入云霄。峰回路转，让人经常感到有险象环生，但那位开车的司机则精神抖擞，镇定自若。还有层叠的梯田，郁郁葱葱，恍若仙境。远远的巨大山岩上，“剑门”两个字由小变大，赳赳地威武雄壮地向车中人逼来……
沿途打尖休息，建国初期的景象点缀其间。在陕西凤翔，看见有人在召集村姑农妇，列队扭秧歌，表现妇女得到了解放。但也经常要检查证件和行李，因为此时全国正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
因此，当汽车开到四川省广元县，就发生了小故事。广元的检查特别严格，男的要脱掉衣服，儿童要检查鞋底儿，对行李则更是详搜细检。可能由于遗传原因，周汝昌在第二次考入燕京大学时就已经发生听力障碍，后来日益严重。因此，在奔赴四川前，他在天津买了美国进口的助听器，因为害怕摔坏，包裹置放在行李中棉被褥最软的地方。广元的检查人员不认识助听器，以为发现了“小电台”，怀疑周汝昌是“特务”。
检查因此变得十分费时间。找来“无线电专家”审查，费了一个多小时，弄清楚这个机器只能“收”一般的声响，不能“发消息”，但仍然不放心，把周汝昌叫到办公室盘问，检查证件。
周汝昌拿出华西大学发的聘书、当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没想到有一个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过的，当时周汝昌也没注意到，却被检查人员抓住不放，诘问这个字是怎么改的？周汝昌回答说原来就是这样，不是我的笔迹，与我没有关系。但仍然不能解除检查人员的怀疑。
不过周汝昌在问答过程中始终侃侃而谈，没有一点恐惧害怕的神情，检查人员最后要求周汝昌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然后才放行。但把助听器扣留，说等进一步检查后再寄到华西大学。
这么漫长的检查时间，耽误了其他同车旅客的起程，有的旅客要求司机撇下周汝昌一家先走。司机却颇富有同情心，对大家解释说，他是带着家眷小孩的，撇下他让他怎么办？还是耐心等等吧。还有三位同车的热心旅客来到拘问周汝昌的地方不远处守候，见周汝昌被释放出来，立刻十分高兴地迎上来。周汝昌已经不太认识停车的地方，幸亏这三个萍水相逢的旅伴陪着走回客车。
五十年以后，周汝昌写小文回顾这段经历，对当年的司机和三位旅伴仍深怀感激之情，赋诗云：“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助听‘新物’原难识，感激仁心格最尊。”
周汝昌于1952年5月1日到达华西大学，住在学校的宿舍西斋一号。他被校方任为外文系讲师，教授本科三、四年级专修课中英文对译。1952年秋到1953年4月，四川各大学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医科大学，周汝昌调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员（ 周汝昌是华西大学调离人员中留在成都的唯一一人，其他同仁都分配到了外地 ），住地也从华西坝宿舍搬到四川大学的梅园校区了。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英语翻译，周汝昌自创了一套教学模式，很受学生欢迎。这当然得益于他对英文和中文两种语文的厚实功底，进一步说，是对西方和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入了解。
周汝昌的教授方法，分几个步骤：
首先，精心选择一篇或几段英文著作原文，其中要包含几处具有代表性的翻译难点。
其次，所选的篇、段最好是西方名著，而且已经有两家以上的汉语翻译文本，这样可以有所比较。上课时老师把原文和两家译文一起打印，发给学生。
第三，老师备课时要预先估计难点，在课堂上给学生指出，提醒大家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用心注意。
第四，要求学生对所发的两种参考译文之得与失做仔细研究，不许照抄，要另外译出自己的译文。
第五，教师把学生的新译文收上来仔细批注，从卷子中找出翻译的佳例和劣例分类，每一类中再分上中下不同等级。
第六，再上课时就以学生翻译的佳例和劣例作为“教材”。把卷子发给学生后，教师逐一举实例讲解同学翻译的优、胜、劣、败，特别是学生自己所发现理解和翻译的“要害”之点，更要重点分析。
第七，教师特别要讲清楚那些所举句例被分列优劣等级的具体理由，包括语文方面以及所涉及的历史、百科等各种文化背景、知识、问题。但在讲解过程中，优秀的句例都说明学生的姓名以示鼓励，水平差的句例则不提译者姓名，以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这样的教授方法当然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学生的上课兴致非常高，纷纷找老师谈心，表达感受。大家一致的反响是：
一、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课。
二、过去的老师都是把他的译文写在黑板上让大家照抄，也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不那样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