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83年7月4日，笔者写成了一篇长论文《〈 红楼梦 〉·悲剧观·国民性 》，这是准备提交将于11月23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来改题为《〈 红楼梦 〉的两种悲剧观 》收入1992年版的《〈 石头记 〉探佚 》。论文本来已打印提交会议，但周先生回京后来信说从南京寄回北京的邮包出了问题，故又重寄了一份打印本去。周先生读了论文后于1984年2月4日回了一封信。在周先生给笔者的一百多封信中，这封信颇有代表性，全璧录次：
今早接来札（并打印本），今下午适复奉到奠中先生朵云（过去对书信的雅称——引者），因而终日欣喜。——欣喜之中又有感慨叹息。大约这就叫“病态”吧？
我今日原是到一处饭店开《红楼》学刊之编委会，因身体未全复，发完了言也不愿去享大餐，就告辞回“府”了。加上下午会客人费精神……但还不顾疲乏地、艰难地阅读了你的论文。这是傻事，也是痴情。平生不自“爱惜”精力，不知“保养”如此。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原信此处空格是讲礼貌——引者）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俟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奠中先生惠札一纸，语不多，词翰极不凡，使我倾倒。一位老教育家，一生精力付与作育人材，这是最大的贡献！又何必“著作等身”始为有其“学术贡献”乎！我向他老表示甚深之敬意。我盼望今年政协会上再与他把臂快谭一切。
汉中师院学报之拙文（好像是题作“红楼别境纪真芹”）兄已寓目乎？有何意见？
耑此拜启，灯下以点画字，不尽。祝
春吉！
周汝昌
甲子正月
84？郾2？郾24夜
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在第一个“比较”上面和第二个“比较”下面又添写“对比”。——引者）
临缄又及
笔者之所以说这封信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
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
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
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
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
一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二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4月10日笔者又收到周先生于“甲子三月初八夜”写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悲剧那篇文章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既懂得理论重要，又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橱”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串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但这实在是为上智的人说法，不要说下智者麻木迟钝不知所云，就是中智者恐怕也会感到难得其门而入吧？这也就注定了周先生一生都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
周先生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后，笔者于1990年阴历除夕写成一篇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题为《 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后发表于1990年第8期《 读书 》，收入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就主要讲了周先生被称为“考证派”实际上是“文化思想派”的历史误会。对这本书的上、中、下三编分别作了评述，指出“性质何属”即“自传说”、“核心何在”即“《 红楼梦 》的思想性”、“整体何似”即“探佚学”，最后归结道：“诗人之心—— 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不解之缘上。……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缘分’。”指出周先生说“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联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周先生读了这篇书评后十分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透彻地点明了他从事《 红楼梦 》研究的“本质”和“关键”所在。笔者于1990年2月4日收到周先生于“庚午”写的一封不短的信，摘引前面几段：
立春大节之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恙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奠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
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
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