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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畅 ）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总之，是明确《〈 红楼梦 〉新证 》并不仅是一部“考证派”的著作，而是“考证为了文化和思想”的。
以此为契机，1998年11月19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十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主办人为北普陀影视基地董事长梅子女士与河北省丰润市政府、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以及辽宁省铁岭市政府。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贵州省的《 红楼 》杂志1999年第1期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大会发言和提交大会的论文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发表了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宣读了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1928年生 ）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的朱一玄① 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 1924—1999 ）亦到会祝贺，并赋七言律诗：
京华旧梦吾能说，一入红楼便欲迷。
世事过来真亦假，繁华回首是全非。
荣宁寂寞同王谢，宝黛排场似弈棋。
为祝周翁康而寿，先浮卮酒贺期颐！
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大幅红寿字中堂，九十九朵的绚丽杜鹃花，玉寿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 1911年生 ）填了一阕《 南歌子·寿周玉言八秩初度 》祝贺……
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会议有某种“丰润说”、“铁岭说”向“辽阳说”较劲的意味。因此前一年（ 1997 ）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王畅等“辽阳说”的反对派虽经努力而未能与会（ 周汝昌则虽在京而拒绝出席 ），乃赴京私下拜访参加大会的周策纵等国际上的红坛“大腕”，赠书访谈。下面是一封周策纵写给王畅的信：
王畅先生：
奉到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邀请书，本拟赴会与诸君子接席欢叙，无奈正准备远出，诸事蝟集，无法抽身。兹附上小诗一首，以祝汝昌老兄八十大寿，如能印出分发，当可一表微忱也。大会文件，尚乞惠寄，以便得读各方高论为幸。
去年八月在京，蒙大驾过访，并承惠赐大著，更得聆教益，犹在念中也。
专此即颂研安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
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另纸：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寔证相期读后贤。
据一九九五年统计：美国百岁或以上者共五万二千人，预计二○五○年时将达七十二万三千人，此皆未计亚裔移民及印第安人也。杨联升兄尝致函与我云：八十岁人犹是少年耳。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汝昌为东周，我为西周，故有两周之称。
汝昌学长兄八十大寿誌庆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陌地生
周汝昌在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与王畅有多封来往书信。王畅给笔者寄来周汝昌赠他的诗一共七首，兹摘录其中二首：
一
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
更有曹红新考辨，伪儒陋士尽低头。
二
健笔凌云破阵功，黄钟大吕正声洪。
高文何患无知赏？巨眼欣看一世雄。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还有不少后续的影响结果：《 北京大学学报 》于1999年第2期发表了该学报主编龙协涛访谈周汝昌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1999年岁末，文化部颁发《〈 红楼梦 〉新证 》获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 红楼梦 》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向周先生恭贺新春：
一
荧屏讲梦字琅琅，古韵遗馨老凤凰。
更喜龙门新受奖，百年红学感沧桑。
二
揭竿国学大旗扬，风雨红坛独擅场。
可得后来多慧士？灵犀顾曲仰周郎。
所谓“揭竿国学”即意指周汝昌与龙协涛谈话中提出的命题，笔者并撰写了一篇呼应的文章《 对“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一点理解 》（ 后刊发于2003年第6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此文写出后，曾首先奉寄周先生过目，周先生于1999年10月20日来信谈读后感说：“你将主题提高到一个很新的高度，涉及了许多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并赋诗一首：
眢井死潭谁浚洗？枉投石玉空沉底。
徘徊不见波澜生，殷勤犹望英才起。
新篇立意不寻常，红学国学纲领张。
梁生素慕庄生道，也为曹侯心意降。
“红学国学纲领张”，这里面有什么真旨奥义呢？
“新国学”的提出，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西学与国学的消长、争持和融合的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科玄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的种种论争，都是“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痛苦激烈的内心冲突。从整个趋势来看，西学长而中学（ 国学 ）消乃是“历史潮流”。在20世纪向21世纪交替嬗递之际，则更呈现出新的形势和情境，即当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而开始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它是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人格和精神风貌？是否应该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这就牵涉到对过去一百年来西学长而中学消这一“历史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反思。
西学与中学的错综纠葛在《 红楼梦 》研究中长期存在而且格外尖锐。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 更遑论一般“民众” ）都不能从根本的精神实质上全方位把握《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真谛，构成了百年误读的“《 红楼梦 》现象”。因此周汝昌所谓胸怀一个文史哲“大文科”的文化立场和视野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们中华文化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曹雪芹的《 红楼梦 》是“‘三才’俱备”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多是“偏材”，因此发生了大量误读、错解和曲说——造成此种情况又是失落中华文化本根珍粹的结果（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 红楼梦 》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此实不足为奇，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是艺术型的文化。
90年代后期以来，周汝昌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化随笔结集和论文选集，随笔大多数是对生平遭遇和治学历程的回忆文章，也有某出版社约稿的“自选集”一类。这当然也有一些“市场化”因素的推动，有少数文章在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这一类型的书有：《 岁华晴影 》（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 胭脂米传奇 》（ 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 》（ 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脂雪轩笔语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 北斗京华 》（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 天·地·人·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等。这些书的出版，再加上《 红楼小讲 》（ 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和《 红楼夺目红 》（ 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的热销，对于普及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和让读者了解周汝昌其人起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