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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敏锐度和艺术的把握，把握人们难以窥见的、隐秘于灵魂最深层次的东西。但我认为，《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从总体说把握了石评梅的矛盾心理。她是在“五四”浪潮中勇敢地告别山西乡野的家门，冲出“娘子关”，步入了当时革命漩涡的学堂和文坛的。她是强者，但又是弱者，既有浩然之气，卓然自立，假诗神之双冀，凌霄而上，但又是一个不能洗涤自己生命染上的颜色，重感情而又沉溺于感情，没有勇气完全冲破心造的罗网的女性。正因为作者把握住石评梅的矛盾中心点，所以，无论是对于她的人生与诗学，还是对她爱情的波折与不幸，作品鞭辟入理，相当真实而有深度地展示了她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灵世界。石评梅对于读者，不仅仅是语言构造的形象，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情的形神兼备、声情并貌的“风流才女”。
在描述石评梅的真情方面，她与吴天放的情感纠葛与绝别是容易理解的，与高君宇的双双钟情和那种保持距离的冰雪情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纯真的爱情遭到吴天放的亵渎。在神圣的爱受到重击之后，石评梅仍然无法释放对他至爱的情怀，风雨无阻，每周日必到君宇墓祭吊，用她的泪水浇灌君宇墓的花草，这种情感对于今天的某些读者似乎是不被理解的，以至还发出了某种非议。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全书情感线的极为精彩和动人的篇章。写爱情，一般是相对而言或双双相思，但在高君宇死后，单表石评梅一方的爱之深情，这才是检验或考验作者艺术把握的功力。作品表现石评梅对高君宇之情时，如果单单写其刻骨铭心的思念、追悼的哀婉情丝，这是容易落入俗套的。我认为作者对此的构思力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写高君宇故后，石评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高君宇。一方面，她读了高君宇遗留下的日记和他发表在革命报刊上的文章；一方面是她参与的社会实践，女师大的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开扩了她的视野，李大剖、邵飘萍、刘和珍，先烈们的血孕育了她对革命、对时代的新认识，从而加深了她对高君宇的理解与爱。另一点是，不能否认石评梅对高君宇的天折有一种负疚与仟悔的情绪。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她独身自守，以身伴九泉之下的高君宇，是自己折磨自己，然而，她又逃脱不了情丝的捆缚，“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终不免因我而死”，也许是她陷入自责自悔之中而无力自拔的原因。这两点，前者是历史的、实践的，后者是心灵的、神秘的感情，但它们都被作者所把握和动情地展示出来了。
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和情感真实，都需要真情的笔墨、动情的语言来描述的。我以为作品的描述语言是好的，美的。它不单单是流利、畅达、生动的语言，而且因为它写的是女诗人，是诗的爱情和悲剧的长诗，所以这部作品描述语言的核心特色，不是一般的小说语言，而是诗！石评梅的同学好友曾称她为颦儿，这可能是因为她那双眉似颦非颦，似含着泪水的眼睛，也可能因为她那洁身自傲和声情并茂的诗才，都把她视为林黛玉的缘故吧？作者扣紧了这一点，用了不少林黛玉吟唱的诗文，顺手拈来，点染成趣，使石评梅形神毕肖，连其一生的结语也用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抷净土掩风流”，那是恰到好处的。总之，作者古典诗文的修养功夫帮了他的大忙，对于爱神与诗神的形象，唯有诗的语言，才会弹奏出和谐而深沉的诗的旋律。
此外石评梅两度归乡探亲，也不单单是家庭情谊的渲叙，她到白云寺对吟梅生前的情人，现已遁入空门的年轻和尚的一瞥，为石评梅对高君宇的既亲密又有间隔的爱情方式铺垫了意念的厚度。可以这样说，作品既有石评梅身世爱情的哀婉悲凉，又有时代的宏大、磅礴与悲壮，显得深厚和精萃得多了。
柯兴手中有好几把板斧，小说、历史剧、电视剧、评剧，他都写，可谓之多才多艺的多面手吧。他是一位笔耕勤奋、有才华的多产作家，但我尤为赞赏他那种扎扎实实、渐积厚累、潜心思考、矻矻以求的精神。作为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虽然着墨近年，但积累与思考久矣。他说《石评梅作品集》的问世和邓颖超题记的发表，使他“决心为一代风流才女的坎坷悲艳的一生写一部传记文学”。但我觉得，他创作这部长篇作品的动因和灵感，这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不能不归结为柯兴独特的情感意蕴。早在1962年，当他敬仰地伫立在高石之墓前的那一瞬间即开始了。创作需要理性，需要读书或从名人题语之类得到某种的启示，然而文学的创造力更需要从具体感性的形象物引发而出的诗情。梅里美在《高龙巴》这篇小说里曾写道：“奥索叫她的妹妹为邻居死者写挽歌，女主人公高龙巴回答说：‘不，哥哥，这个（指挽歌）我不能预先作的。我得坐在主人面前，想着他的家属，等我的眼泪冒上来了，我才能把临时的感想唱出来。’”
当柯兴作为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第一次来到首都拜谒高石荒冢的时候，虽然对高石生平业绩因“一无所知”而一时无法落笔，但是他对高君宇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的浩然之气的景仰，对古亭梅魂的缅怀与追思，这应该说是作者二十年后写此书的情启灵动的最初之因。还有一个动因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作者说：“我写‘石评梅传’是歌颂评梅，同时也倾注了对我儿时那位乡村女教师的深深的爱。”这是他在小说《后记》里所写的，看来似自我抒情的闲笔，其实它是作者无意之中道出了写《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诚如在这部文学作品问世之初，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其实包法利夫人和蔡文姬，不过是他们笔下的小说和戏剧里的主人公，他们的经历和作家本人并没有多少共同点。郭沫若与福楼拜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们和自己创作的人物心灵息息相通，倾注了他们浓烈的感情。柯兴并没有说“石评梅就是我”，然而，石评梅的形象无疑是灌注了作者对那位温柔善良的，曾“给了我爱，给了我温暖”的童年时代的女教师的情丝。文学是人学，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文学还是爱学，没有崇高的爱的感情，人物形象会因失血而苍白的。从对小学启蒙教师的怀念之情，直到读了石评梅作品和邓颖超同志的题语，如果没有这一条数十年积累的挚爱的情感线，我想，柯兴也许不会写《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即使写了，也不会是一部盈灌着激情、柔情和诗情的成功之作的。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开头的话
开头的话
朋友，你去过北京陶然亭公园吗？你可曾注意到：园内的西湖之滨、中央岛西北山麓丛林之中，有两幢汉白玉石碑吗？那里，埋葬着两个当年声名显赫的青年——高君宇和石评梅。
石评梅，山西平定人，1919年她十七岁的时候，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学级主任。从教之余，她努力于文学创作，才华横溢，著作甚丰，成为“五四”新文化开创时期的北京著名女作家。
评梅初恋受挫，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加之“五四”退潮，使她在感情的痛苦中煎熬，在彷徨与进取中挣扎。这时，她结识了高君宇。
高君宇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五四”运动中他和许德珩、匡互生等学生代表率先冲进赵家楼，他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20年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被推为第一任书记；他是建党时期的第一批党员；曾经当选为“二大”的中央委员；他曾经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总务股主任，致力于国共合作反对军阀政府；他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在广州协助孙中山镇压企图推翻革命政府的商团叛乱；他曾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热忱的“红娘”……。
高君宇和石评梅经过几年的交往产生了极其真挚纯洁的感情，君宇曾在红叶上题诗表白自己对评梅的爱情，但是却遭到了评梅的拒绝。这说明初恋的挫折在评梅心里留下了多么深的创伤和她对人生深重的疑虑。直到君宇病危，评梅才以真心相许。可惜，君宇积劳成疾，1925年春突然病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