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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耻辱！谁能说出对自己如此无情的话来？也许只有另一个已故的朋友阿兰·坎尼能。他下葬的那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参加。圣罗什教堂里没有部长，甚至没有演员为伟大的阿兰送行，只有剧场里为《金首级》1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不像有的人那样酷爱葬礼，但我到了能将其作出比较的年龄。玛格丽特的葬礼是最简短、最混乱的。三月的阵雨倾盆而下，袭击着泥泞的墓穴。
我立即回到了诺弗勒，在她倒塌的屋子四周踯躅。几年来，我给她寄照片，告诉她房子该修了，屋顶塌了，树叶该修剪了。她很少放在心上，任百叶窗和画自行损坏。她命令乌塔什么都别碰，于是乌塔任蜘蛛张网，鲜花枯萎。甚至连插座也不能换。玛格丽特在阴间还在看：哪怕小小的一笔都会赶走此处的灵魂。
今天，这座神奇的屋子已经不能用了。它胜似博物馆，胜似作家的住所，玛格丽特已把它变成了静寂森林中的美人城堡。人们进入其中，将倒退无数个世纪，或者来到一个迷人、没有参照物、像她一样传奇的世界。乌塔在里面听莫扎特的音乐时，又在其他东西之后加了一棵仙人掌。
扬潇洒地消失了。我希望他在修道院或妓院里，但我相信他躲在别处。他在写一本我希望见到的书，而不是绝望地以酒浇愁。
当这个故事差不多结束时，我感到一阵悲伤。好像要跟玛格丽特最终告别似的。于是，我在我们共同的道路上又耽搁了一会。由于疏忽，一部分手稿被人偷了，我只得重写。我寻思怎么会这样，也许是她不愿意我写，但我像在《是的，也许》最后的对话中一样回答自己：
“为了以后的孩子们。”
1996年于诺弗勒城堡
译后记（1）
译完《女友杜拉斯》的第二天，我便匆匆飞往巴黎。这次赴法时间虽长，但主要与出版社谈业务，不准备采访太多的作家，但米榭勒·芒梭是一定要见的。
之所以要见芒梭，不仅因为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些人名、物名、地名和书名需要咨询，一些特殊的背景需要了解，更因为芒梭和杜拉斯亲如姐妹数十年，可以说是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之一。我译过杜拉斯的小说，写过不少关于她、关于她的书、关于她的电影的文章，编过亨利·莱里的《杜拉斯传——羽毛之重》，手头又刚好有一本在法国刚出几天、闹得沸沸扬扬、厚达600多页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劳尔·阿德勒著）。凡此种种，都促使我去见芒梭。
然而，阴差阳错，一系列的不巧使我们在一个月后才好不容易联系上。那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她便打电话来，说：“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午两点的飞机去美国，两个月后才回巴黎。”她要我立即去她家。我那天上下午都有约会，晚上又要去德国，但还是抽中午的时间赶到她家。当时，她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芒梭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靠杜拉斯的荫庇成为作家。她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60年代就开始出版小说。她曾在电视台当记者，写了大量的纪实作品，萨特还给她的书写过序呢！她的文字相当洗炼、流畅，语言平易而富有磁力，特别容易动感情，这些在本书中都表现得很充分。我很纳闷，这么一位出色的作家，怎么能忍受杜拉斯的反复无常，甘心陪伴杜拉斯数十年，随杜拉斯搬家，跟杜拉斯一同喜怒哀乐，让自己淹没在杜拉斯耀眼的光环之中呢？芒梭回答说：“我脾气好。”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她很孤独。”的确，杜拉斯相当孤独，尽管她周围常常有崇拜者，但她的内心永远只对她自己开放，她的过去、她的爱情只属于她自己。“我总想保留一个地方，让我独自呆在那儿，让我可以在那里爱。”她声称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这种生活和创作的错位，使人很难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很难真正了解她，即便是与她情同手足、几乎朝夕相处的芒梭也不例外。芒梭说：“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所以，为了保证书的真实性，我只写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事，而不是根据材料或听她自己说。”
事实证明芒梭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有的传记尽管作者申明有关内容是杜拉斯亲口对她说的，但仍被发现与事实不符，受到公众的质疑，引起批评。杜拉斯是一个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作家，其感情之丰富之微妙，性格之怪异之敏感，往往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适从。要真正了解她，最好与她保持适当的距离，理智地观察她，客观地分析她，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和听信。芒梭说，《女友杜拉斯》不是评传，也不是传记，而是一部回忆录。她在书中写的都是琐事，家庭琐事、生活琐事、感情琐事。她力求还杜拉斯以普通人的面目。她不是把杜拉斯当做一个大作家来写的，而是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伴侣，一个姐妹。杜拉斯有她可爱的一面，也有她可憎、可恨、可笑甚至可气的一面。她富有个性，才华出众，也有不少毛病甚至恶习。“她是人，不是圣人。不是吗？”芒梭问。正因为如此，所以她有七情六欲，有时要发点脾气，有时要摆摆架子。她喜欢发号施令，指挥别人，控制别人，也需要得到别人的安慰、关怀和簇拥。她有时直率得让人受不了，当面指责朋友阴险毒辣；有时又顽皮得像个孩子，带着一群未被邀请的朋友，提着在大街上买的大包小包东西去见法国驻罗马的大使。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说不会爱上黑人，不愿意怀上黑人的孩子。她在夜晚的聚会上口无遮拦地大讲笑话。她很吝啬，也很节俭。到别人家里吃饭从来不带礼物，见别人带礼物却喜形于色。她买廉价的零头布在厨房里自己做衣服。
同时，她也很专横，很霸道，经常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抛弃朋友。她曾因成功而得意忘形，也因手稿被退而可怜巴巴。当外界对她的作品保持沉默时，她那种哀伤、痛苦、沉沦和眼泪不能不使人对她深表同情。在书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杜拉斯。
译后记（2）
我很想知道杜拉斯为什么会跟与她朝夕相处的芒梭闹翻。“闹翻？”芒梭说：“我们并没有闹翻，而是她单方面疏远我、提防我，最后不理睬我。”芒梭相信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情。杜拉斯之所以如此绝情地结束长达30年的友谊，是因为芒梭太了解她，太接近她了。当她意识到内心的巨大秘密要被人发现，她本能地做出自卫。她认为自己的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是自己写作的宝藏，她不允许别人写她的经历，写她的故事，否则就是“偷盗她的生命”，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而芒梭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但使芒梭感到百思不解的是，她所说的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啊！比如说年龄，这在任何文学词典和教科书上都能找得到。芒梭说，其实她很注意维护杜拉斯的形象，决不会冒失地透露她的隐私，更不会拿她的隐私去为自己捞资本。杜拉斯晚年与扬的恋情，她是最直接的证人之一，但她一直缄口不谈，直到扬自己写了《玛·杜》，披露了那些隐情之后，她才在这本书里加以描述。
任性而固执，这是许多名人的通病，而杜拉斯难相处又是出了名的。我对芒梭说：“您能伴她30多年，这太不容易了。”“是的，”芒梭说，“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我没有料到的。但我不怪她，也不恨她。相反，我觉得她很可爱。她活得很真实，敢爱敢恨。”我提起最近法国的报章杂志对杜拉斯谈得很多，有的说法耸人听闻，让人不敢相信。芒梭说：“杜拉斯永远是个谜。是个谜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不乏不负责任、不怀好意的诽谤、造谣和诬陷。”她走到传真机旁，抓起一叠传真件，说：“您看，每天都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往我家里发传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也有请我裁决的。我这里都快成了论争的中心了。”
我告诉芒梭，中国读者很熟悉也很喜欢杜拉斯的作品。她的《情人》在中国有十多个汉译本。芒梭说，这不奇怪，她本来就是中国的“情人”。谈起这个话题，又有说不完的话，可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