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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卷领中伸出脖子，就像将军从颈托中伸出脑袋一样。她向玛德莱娜·雷诺发出带启示性的命令，不耐烦地提出批评。玛德莱娜都差点要疯了。
“台词应该说出来，而不是演出来。动作不要给人以夸张的感觉，你明白吗？”
她开始炮轰玛德莱娜：
“演员在这儿是用来说话的，张开嘴，出场。把作品写的话说出来。这就行了。”
玛德莱娜妆化得非常漂亮，听着那威严的声音，那声音本身也有点踌躇，而动作机灵的比尔·奥吉埃尔则步步紧随，唱出爱情颠簸不稳的回忆和“旅人幻想曲”，首演当晚，她们的二重唱让观众落泪了。当幕落下来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当灯光重新亮起来时，眼泪仍看得清清楚楚。
剧院里群情激奋，这是任何别的戏剧的成功都不曾有过的。好像每位观众都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坐在诺弗勒的那个花园里读过剧本，知道台词是从哪个该死的洞穴里喷涌出来的；好像每位观众都穿过迷雾，听到了这句话：“我没有得病，我只是喝了酒。”好像全场观众都对她脆弱的幸存有预感。那天晚上，是舒伯特还是辉煌的岁月把剧院变成了教堂？人们在那里庆祝重逢。这是一种复活？玛格丽特和玛德莱娜两人都穿着黑衣，小小的，互相拥抱，彼此搂得紧紧的，好像是为了站得更稳似的。她们很高兴还能让对方发现些什么。
当玛格丽特写《萨瓦纳湾》时，她曾说：“这是为玛德莱娜写的。”而我当时则想：“玛德莱娜这么老了，到时，她们俩当中的一个将不再存在。这个计划将永远实现不了。这是个必将失败的计划。”
我不认为成功会无规律地必然出现在玛格丽特的生活中，人们尊重她，正如人们讨厌她一样，有时，二者同时兼而有之。她欢迎赞扬，也欢迎批评，想悄悄地把它们做一对比。
演出之后，一个对感情持有怀疑态度的朋友，一个爱嘲弄人的家伙吹着口哨说：“舒伯特和岁月的灾难，谁能不哭？”
岁月的辉煌还是岁月的灾难？我母亲隐瞒自己的年龄，以至于不认童年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她的出生日期。我的朋友弗罗伦斯的母亲克拉拉·马尔罗曾是她的同学，但她对克拉拉说：“不，夫人，我不认识您，我从来没在那所学校上过学。”她给街区警察局警员的孩子们当教母，以便警员们帮她在身份证上做假。她死的时候，唯一的遗嘱就是请求我们不要公开她的年龄。以至于人们都以为她至少有一百岁。
我曾觉得母亲很可笑，虚伪、愚蠢、做作，但现在我也很不乐意说出自己的年龄。并非我隐瞒自己漫长的经历或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孙子，而是避免说出自己确切的岁数。数字对我来说就像一块冰。
1984年1月底，确切地说是1月23日（我在一本笔记本上读到：《短元音》赠阅），我把我的书放在圣伯努瓦街玛格丽特家的楼梯平台上。我不希望她当着我的面翻阅这本书，也不想在她阅读之前谈论此书。我等她给我打电话。我一点不怕。我相信自己差不多知道什么东西会使她不快，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而在杜拉斯的领域中很少有什么限制。玛格丽特本人和扬都指出了自由之路。（“真实有一种虚假所没有的魅力。”）况且，以第一人称写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害羞得多，引人注目得多。读者以为从中发现了隐私和秘密，但抄写者小心地把自己的材料压在上面。个人隐私的揭示在小说中往往要多得多。
时间一天天过去，三天，四天，五天，没有玛格丽特的消息。我太天真了，曾因她的信任而高兴。她只能谴责她自己没有写出来、没有掌握和控制的东西。
可是，不，第六天，或者说是第六天晚上，午夜时分，那是她钟爱的时间，她打电话给我：
“哎，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东西。”
女友杜拉斯（54）
安慰，快乐，发自内心的微笑：“我写得最好的东西。”《大西洋人》放映后，我曾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当时，她也是这么说的。我是在共和国行动剧院看这部电影的。我们三四个人在大厅里很快就成了朋友，差不多就像是同一派别的成员。我已注意并且记下了她对我的信的反应。
“这么说，每次我写作都是我写得最好的东西。我应该只写作，不做别的！”
她没有回应我的玩笑话，而是严肃地补充道：
“对，这样很好。你获得了自由，这是一部会流传下去的作品。”
这部作品会流传下去的，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玛格丽特使我感到很高兴，我不再听其他话。很快，要走要跑的是我了。我又奔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女友杜拉斯（55）
我旅行回来时，打电话给孩子们。瓦莱莉对我说玛格丽特曾打电话给她。
“很奇怪，她想知道你的年龄。”
“你告诉她了吗？”
“我又不知道。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笑了，又逃脱了。而对年龄，总是这样避而不谈。
回来后忙乱得很，又有许多文债要还，我迟迟才去打听玛格丽特的消息。
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冷冰冰的，好像回答一个讨厌的陌生女人似的。我马上惊慌起来。她是不是怪我没有早点给她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她的沉默也使我不安。通常，问个不停的是她。我又问了一遍：“出什么事了？”
她仍没有回答。最后，她终于突然清楚地对我嚷道：
“你太粗鲁。”
“啊？”
轮到我哑口无言了。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太粗鲁了？
“是你的书。”
“你曾对我说那是我写得最好的东西。”
“可是，观点是可以改变的。”
假如她的声音不是那么严厉，我还会笑出来的。
“两个月前，你曾赞扬过我。”
可她越来越严肃：
“你很不慎重。”
“啊？”
“你说出了我的年龄。”
她的责备使我放下心来。
“可是，玛格丽特，你的出生日期现在出现在法语书中，出现在所有的词典中……”
“这你用不着说。你应该把你的书给我看。”
“你不是不想看吗？”
“你没有建议我看。”
她的恶意掩藏着一种强烈的不满。她接着说：
“你利用我卖你的书。”
她把我牵扯进这褊狭的境地，听见这回答我感到羞辱万分。
“我的书有二百多页，可写到你的只有二十来页。”
但她坚持说：
“你写了我的全名。而其他人物，你只写姓名的开头字母。”
面对这种指责，还怎么可能辩解？假如她认为我剥削了她，我就得被定罪。她像这样怀疑过多少朋友，砍下过多少个人头？她关于剥削的幻觉使她糟透了，对人很不公平，谁也没法使她意识到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她母亲就让别人剥削过。
我无法向她证明她弄错了。我感到一阵厌倦：
“你要我怎么办？要我钻到地底下去吗？”
“噢，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明白她后悔我不是那样的人，这种失望仍使我感到有趣。她总会说些使我发笑的话。我只能挂断电话。4月11日，我在记事本上写着：“玛格丽特让人束手无策的电话。”
几天来，我避得远远的，独自在巴黎没有太阳的街道上走着。这很奇怪，就像真的要死的那天死神却不来临一样。眼下，临床诊断的死亡猛击着我们。呆会儿，消失的痛苦将十分强烈，突然来临。只有在哀伤变得让人能够忍受的时候，人们才能确信死亡的来临。那一天，也许就是真正死亡的日子。
当玛格丽特在美国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历过她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今天，我埋葬了她。在最后一刻，她对我来说早已死亡。人也会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杀死。玛格丽特刚刚杀死了我，但被杀死的我还能活着。我也杀死了一些人，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有天晚上，我在洗澡时，杀死了我的姑姑。昔日一些朋友背叛了我，但我却给他们留下一个机会。也许我们还能重新见面。对玛格丽特，一刀两断。她用枪口顶着射击。不是在写作的时候她决不回头。
我们不会再见面，这我立即就知道了，但在她身边的这快乐的30年她无法从我这儿收回。我微笑着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出现在回忆当中。真的，我没有太悲伤。她对我了如指掌，目睹我一生的沉浮，我知道我再也无力哭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