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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道：
“你的头，你真不知道用来干吗！但你梦见的是我的母亲。她宁愿要钱，这一点毫无疑问。”
由于玛格丽特还不是太富，所以她并不知道她很吝啬。后来知道了，但也没有改变。她天生有节约的习惯。不管穷还是富，她的本性将占上风。
她跟我讲述了她刚做的梦。她说：“为了让你想得起来。”有时，她又这样强调：“你将知道我曾跟你说过。”或者说：“这事，你不会忘记的。”当她给我几枚英国薄荷的插条时，她明确地说，她想让她曾喜欢过的东西持续下去：“这样，就会到处都有了，哪怕在我死后。”
于是，我记下了她的梦：她听到有人在演奏，《伊甸影院》中的华尔兹。音乐来自楼梯后面的一个地方。她问：“是你吗，卡洛斯？”（卡洛斯·达莱西奥是《印度之歌》的作曲）但她母亲出现了，扬着死去的头颅。她说：“可我觉得你已经死了。”她母亲回答说：“不，我是假装的，为了让你能写这一切。”
我们站在那个七个英国飞行员的坟墓前。这七个小矮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抵御寒冷。
她评述着她的梦。我问她：
“这一切就是《印度之歌》吗？”
“不，是我为了产生爱欲而写的一切。”
“《印度之歌》让我想起旅馆的房间。”
想起在旅馆的房间里产生的爱情。
“是的，《印度之歌》激起人们的爱情，是吗？”
她哼着影片中的伦巴曲。我不敢问她，她死后想埋在诺弗勒的墓地还是这儿，马莱伊…勒吉庸。不过，我觉得她最终应该在这里，在这些小小的飞行员旁边安息。在这儿，我们可能还会相遇，紧紧挨着。
她的灵魂应该也在这个不大像是真的地方游荡。她既没有提起上帝，也没有提起她自己的死，但当一群接一群椋鸟飞过坟墓上空时，她突然说：
“我不愿意让乌塔卖掉诺弗勒。”
这时，她现实的一面让我吃惊：
“啊，这搞什么名堂！”
现在，是我让她吃惊了。她笑了。她笑着重复道：
“是啊，这搞什么名堂！”
女友杜拉斯（26）
“1978年7月31日，星期一，我开始拍《黑夜号轮船》。星期二晚上，我看了样片。我在记事本上写道：电影拍糟了。我对朋友们说：‘完了，轮到我了。’”
那年夏天，诺弗勒很热。白天没有风，让人感到烦恼。玛格丽特觉得丢人现眼了。我觉得她有点夸大，她到处在寻找安慰。人们安慰她。她的助手伯努瓦·雅戈建议她等到次日上午再决定电影是否停拍。
不眠之夜，百叶窗开着，朝着乡村。在思考的并不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假如这部电影停拍了……不，玛格丽特决不会放弃的。
然而，那天晚上，她想：“电影，完蛋了。我要重新开始写书，我要回到故乡，重新开始那种已离开十年的让人害怕的劳动。我赢得了这场失败。快乐应该由此而来，由于赢了。我满足于这场胜利，做到了拍电影这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哪次成功能像这次失败这样让我感到如此宽心。”
不过，电影还是在拍，集体工作使她感到快乐。晚上，有盛宴。为了让她高兴，摄制组甚至星期天也呆在诺弗勒。我让没有床位的人住在我家里。1978年的夏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复活的夏天。四年来第一个夏天，我可以在呼吸、吃饭的同时，没有烦闷、焦虑或期望死亡。这种我觉得仍很脆弱的安宁使我又对某些东西产生了渴望，这种渴望就是写作。我对玛格丽特说，有一本书可能要诞生了。
“啊，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否则会落到土里的。你应该把书加盖放在锅里，让它翻滚。那是你的书，你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看。最后，书自己会让锅盖跳起来的。”
玛格丽特不习惯用做饭做比喻。她跟我说着，就像附近的厨娘。我笑了：
“你给莱谱让我写？”
她也笑了，接着又严肃起来。写作就像爱情一样，永无止境。她不可能不想办法弄懂在写作中发生的一切。
“你知道，人只有在某种黑暗中才能写作。这并不是因为你喜欢黑暗，而是因为你被黑暗包围着。人们无法破坏它。人们可以谈论一部正在制作的电影，却不能谈论写作。就像爱情一样，那是不能细说的。”
玛格丽特听自己讲话，就像要留住从思想深处冒出来的东西一样。她听自己说话，不单满足，而且更好奇。流过她大脑的那些模糊而嘈杂的东西表达出来，总使她感到惊讶。
她大胆地说：
“毫无疑问，我是个聪明人。”
在场者都不寒而栗。然而，有一天上午，她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又突然悲哀起来：
“真可怕，我的思想永远停不下来。有时，当我写东西时，它又停了下来，但立即又动了起来，永远不让我安宁。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能停止思考。”
她的坦言使我感到不安，尤其是因为我跟她刚好相反，我只有拿起钢笔时大脑才能开动。
她和颜悦色地安慰我。
“我一直认为，写作就是工作，但要达到无为而治的状态。就是说，要整天坐在桌边，什么事都不干。现在，我已走出了耕作阶段，完全摆脱了被迫的状态。谁都对我说必须工作。”
她也对我说：
“工作起来你就会好得多。写作，就是自杀，但不再是被死神所杀。”
她当然没有问我那本书的情况，但她提了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因为我才刚刚开头。
“你想出书名了吗？”
书名立即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有了。也许就叫《大纪实》。”
当时，我们坐在标致203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忘了打方向盘：
“不错，这很好。”
她没有再做任何解释。她刚刚对我说，谈论一本正在写的书是不可能的：“书，就是夜晚。”我也觉得，谈自己手稿的作者总有些虚荣、软弱之嫌。不过，我想进一步跟她谈谈我的计划。
“那是关于我刚刚穿越的深渊的纪实，但我很害怕。怎样讲述这个我内心深处几乎一无所知的历险呢？”
女友杜拉斯（27）
她马上打断我说：
“知道自己将要写什么的人是贫乏之人。”
我也担心自己太顾影自怜了。我所经历的抑郁在哪方面可能让别人感兴趣呢？
于是，她向我重复了一些我已听说过的话，那种方式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你越是特别，便越普通。”
“越是戴高乐将军1？”
我们谈论作品时，她从来不笑。这会儿，我成了寄宿学校里大姐姐面前的小女孩了。
“我也害怕变得厚颜无耻。你觉得别人会像我一样如此坦白吗？”
“那是因为你别无选择。要像这样叙述自己的作品，那得疯了才行。投入书中，然后卖书。比布洛涅森林2里一丝不挂的妓女还恬不知耻。写作更厚颜无耻。别无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这样。”
我向她引用了科克多1的话：“厚颜无耻是我们的英雄品质。”还有托马斯·贝恩阿尔2的话：“只写不知羞耻的人。”
玛格丽特更耽于声色，更大胆。她突然惊跳起来，好像想超越所有已说过的话：
“厚颜无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她来说，爱与写作同样无遮无挡，同样不为人知，“同样藐视让人失望的知识”。
一天，她问我的金发小女孩娜塔莉：
“你也写作吗？”
娜塔莉回答说，她写日记。
“对，对，你很正常。我寻思大家怎么不写东西。活着而不写东西，这怎么可能呢！在一个完结了的、可探测的世界上，人们不会写作。我要说：写作吧，就像我说的生活一样。”
1978年，玛格丽特复苏了。作家的毛病结束了。在《黑夜号轮船》中，缺憾和欲望，她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主要的成分混合在一起。但电影拍的是这种挑战：两个打电话的人物之间的欲望。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对她来说是迫不得已的。纯粹是写作的结果。
尽管如此，她仍在制作电影，摄制组在等待。结果无法预料：人们永远也不知道。
8月，放大假的气氛越来越浓。电影使每个人都在镜头前短暂地占有一刻，使他们焕发出精神活力。假如电影会砸锅，谁也不会事先感到痛苦，这有力地证明拍电影没写作那么悲观。写作是孤独的，拍电影却集中了一大帮人在身边。那个夏天在《黑夜号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