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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
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
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
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
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
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
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
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
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
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
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
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
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
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
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
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
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
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
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
右。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双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
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
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
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不
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
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
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
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
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
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
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
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
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
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
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
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
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
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
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
：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
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
，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
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
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
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
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
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
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
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
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
，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
。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
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
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
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
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
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
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
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
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
，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
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
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
“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
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
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
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
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
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
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
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
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
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
，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
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
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
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
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