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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政治失常 原载《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11月20日
〔55〕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原载《观察》第6卷第1期，1949，11月1日
〔56〕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原载《观察》第6卷第2期，1949，11月16日 〔57〕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原载《观察》第6卷第4期，1949年12月16日
〔58〕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原载《观察》第6卷第5期，1950年1月1日
〔59〕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原载《光明日报》1957，6月2日
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
自己的下场，甚至在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
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
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
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
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
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
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
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
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
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
、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
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
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
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
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
密的，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
三十年代共同发起“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
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
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唯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
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
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
，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
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叫辛志超。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
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
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
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
里开会、谈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
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像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
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
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
不犹豫地转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
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
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
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
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
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
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
背信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
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
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
难过了？”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
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
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
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
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
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
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
毛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
，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
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
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
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
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
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
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
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
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
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
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
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
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
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
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
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
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
，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
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
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
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
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
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
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
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
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
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
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