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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异人默默地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当晚二更，老长史桓砾到了丞相府，捧出了一卷秦王特诏。那是一幅三尺见方的玉白蜀锦，上面竟是八个拳头大的血字——惟君新政，我心如山！吕不韦良久默然，泪水夺眶而出。不想老桓砾一招手，门厅外老内侍又捧来了一口铜锈班驳的青铜短剑。老桓砾慨然一叹：“此乃穆公镇秦剑也！百年以来，惟商君与公领之。公当大任，秦王举国托之，朝野拭目待之，公自珍重矣！”吕不韦肃然拜剑，眼中却没了泪水，及至桓砾走了，尚凝神伫立在空荡荡的厅堂。
二月开春，在红火隆重的启耕大典中，吕不韦的新政静悄悄地启动了。
新政第一步，从最没有争议的纠法开始。
纠法者，纠正法令文本之错讹也。要清楚纠法之重要，便先得说说先秦法令颁布、传播的形式演变。远古夏商周之法令，只保存于官府，不对庶民公开法令内容。从保存形式说，无论是王室还是诸侯以及下辖官署，法典都与其他卷册一起保存，没有专门的官吏与专门的府库保存。其时，社会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习俗道德来规范，法令很少，条文也极其简单，官吏容易记忆容易保存；见诸纠纷诉讼或奖赏惩罚，官吏说法令如何便是如何，庶民根本无从知之。如此状况，官吏是否贤明公正，便对执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实际上说，官吏完全决定着法令的内容与执法的结果。此所谓“人治”也。远古民众之所以极其推崇王道圣贤，深层原因便在于这种人治现实。
春秋之世，庶民涌动风习大变，民求知法成为新潮。一些力图顺天应人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向民众公布法律的尝试。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依当时纪年是周景王九年，郑国“执政”（大体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子产首开先河，将郑国法令编成《刑书》，铸刻在大鼎之上，立于都城广场，以为郑国“常法”。其时天下呼之为“铸刑书”。其后三十余年，郑国又出了一个赫赫大名的掌法大夫，叫做邓析。此人与时俱进，对子产公布的法律做了若干修改，刻成大量简册在郑国发放，气势虽不如堂皇大鼎，实效无疑却是快捷了许多。其时天下呼之为“竹刑”。紧接着，最大的诸侯晋国的执政大臣赵鞅，将晋国掌法大夫范宣子整理的《刑书》，全文铸在了一口远远大于郑国刑鼎的大鼎上，立于广场公诸于世，天下呼为“铸刑鼎”，是春秋之世公布法令的最大事件。
进入战国，在法家大力倡导与实践之下，公布法律已经成为天下共识。魏国变法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高潮，非但李悝的《法经》刻简传世，魏国新法更是被国府着意广为传播，以吸引民众迁徙入魏。其后接踵而起的各国变法，无一不是以“明法”为第一要务，法令非但公然颁布，而且要竭尽所能的使民知法，从而保障新法畅行。也就是说，战国之世不断涌现的变法浪潮，事实上正逐渐摆脱久远的人治传统，正逐渐地靠近法治国家。
虽则如此，然由于传播手段、路径阻塞等等诸般限制，要确保法令在辗转传抄流播之后仍能一如原文，实在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就实说，法令在民间传播中出现讹误并不打紧，毕竟，民众对法令既无解释权又无执行权。这里的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本若出现错讹，无论是官吏不意出错、疏忽忘记还是意曲解，对民以错纠错，以讹传讹，便难保不生出种种弊端，导致执法混乱，法令之效必然大打折扣！正因了这种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弊端，各国变法中的“明法”便成为最繁难琐细政务。见诸变法实践，各国变法为精准法令想出的办法很多，但都没有制度化，时间一长，好办法也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譬如，当时几个大国都沿袭了古老的“谤木”之法以为明法手段：在大道两边每隔一二里树立一根平面刨光的大木，路人若有法令疑难，或遭恶吏错告法令，都何在大木上或刻或写的做质询做举发，此谓古老的“诽谤”制；吏员定期抄录谤木上的诽谤文字，供官府逐一处置。然则，谤木过于依赖官吏的公正贤明，又无制度法令具体规定其操作细节，加之战事频仍耕耘苦累庶民识字者极少等等原因，谤木实际上成了流弊百出而仅仅显示官府明法的象征性物事而已。传之后世，这种谤木越立越高，越立越堂皇，以致成了玉石雕琢的“华表”，历史之万花筒当真令人啼笑皆非！
只有秦国变法，只有商鞅，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商鞅以细致缜密的制度，着重解决了明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的难题：其一，确保法令源头文本之精准，足以永为校准之范本；其二，各级官署设置专职法官与法吏，并得修建专门藏室，保管核定校准后的法令文本；其三，严厉制裁导致法令文本错讹的法官法吏。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实追随者以“商君之文”的名义记载在《商君书》中，堪称中国古代惟一的《法令文本法》。
且让我们来欣赏一番这两千多年前的令人惊叹的法令文本制度！
其一，设置法官与法吏。中央设三法官三法吏：王室一法官一法吏，丞相府一法官一法吏，御史府一法官一法吏；郡署一法官一法吏，县署一法官一法吏。各级法官法吏只听命于王室法官一人，而不受所在官署之管辖，完全是后世说的“垂直领导”！法官法吏有三大职责：保管法令、核对法令、向行政官吏与民众告知并解释法令。
其二，设置专门保存法令文本的“禁室”。无论是王宫禁室，还是中央官署与郡县官署的禁室，都由该官署之法官管辖，其他任何官吏不得干预；禁室必须安装秘密机关式的“铤钥”，放入法令的箱匣必须贴上盖有王室或官署印鉴的封条；除了制度规定的例行校核，或大臣奉诏查对法律，任何时候任何人不得私入私开！
其三，每年一次法令校准。每年立秋，各级法官开启禁室，校准该辖区所有官署的法令抄件；各级法官禁室的法令副本，也要与王室法官禁室保存的法令正本校准一次。
其四，明确无误的文本查询制度。法官法吏须每日当值，接受行政官吏或庶民对法令文本的查询。无论是行政官吏对自己的法令抄件发生疑问，还是庶民百姓或涉法或因事需要查证法令的准确条文，法官法吏均应如实回答。每件查询均有严格备案：查询人须先行领取一支一尺六寸长的“法符”（木片或竹片，中线有预先刻好的花纹或记号，从中剖开，左片为左券，右片为右券），而后提出查询法令之名目，法官或法吏当场做答；旁边书吏将年月日时、所查法令名目以及法官之回答，同时写在法符之左右两券；经双方认可，将法符剖开，查询者执左券以为凭据，法官执右券以为凭据；法官右券必须专门装匣，用官印封存，即使身死之后，国府仍以符券之准确与否考核法官功过！
其五，法令文本但有错讹，对责任法官严厉治罪。处罚方式如下：
？法官擅入禁室启封，对法令文本“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法官当精熟法令，若忘记法令条文而影响执法，则以其所忘记的条文处罚该法官！
？吏民查询法令，若法官法吏不肯告诉，导致吏民因不知法而犯罪，则以吏民所查询之法令条文治法官之罪！
对于以上制度，商鞅明确陈述了立法理由：“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民不尽知，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置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置法官法吏以导民知，万民皆知所避就，故能自治也！”这里的核心便是，一切制度都是为了使民众知法！法官法吏的最大职责，便是将法令明白准确地告知民众！
令吕不韦惊讶得是，彻查官文简册，在商鞅领政变法的二十余年中竟没有查出一件遗留未决的政事，更没有一件讼案呼冤书！足见商君之世，秦国新法实在是得到了雷厉风行地彻底推行，法令文本之精准，也如同巍然矗立国府的度量衡校准器一般准确无误！
然则，制度如此缜密，处罚如此严厉，商鞅之后近百年过去，秦国的法令文本还是渐渐地有了错讹，至今竟累积一百三十余处，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新政第一刀的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