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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秦侃侃大论中，嬴驷的目光却渐渐暗淡下来，黑面罩嬴虔似乎也没有反应了。有何不妥么？苏秦似乎也觉察到了异样，便停顿下来，殿中一时宁静。唯有常带笑容的樗里疾目光巡睃，拱手笑问：“先生所言，为远图？为近策？”
苏秦：“霸业大计，自是远图。始于足下，亦为近策。”
“左右逢源，好辩才！”樗里疾哈哈大笑，“然则，先生究竟是要秦国做远图准备？抑或立即东出？”
“上大夫，秦国自当立即着手王霸大计。唯其远图，必得近举也。”
黑面罩的嬴虔喘了一口粗气，似乎憋不住开了口：“先生前后两条，嬴虔不敢妄议。然则中间论兵两条，嬴虔颇不敢苟同。一则，先生对秦国扩充兵力估算过高，又对山东六国兵力估算过低。且不说秦国目下现有新军，远远不足以大战六国，即以扩军论之，一支数十万的大军，如何能一年成功？春秋车战，得万乘兵车，至少须十年积聚。而今新军是步骑野战，以十万铁骑十万甲士，共计二十万兵力计，且不说精铁、兵器、战马之筹集，仅以征兵训练而言，至少三年不能成军。先生知晓魏国的二十多万精兵，庞涓训练了多长时日么？再有，山东六国的兵力，魏国赵国各二十多万，楚国齐国各三十多万，偏远的燕国与小一点的韩国也各有十万左右。相比之下，倒是秦国兵力最少。二则，秦国关山形胜，固然易守难攻，然则若无实力，也不尽然。吴起有言，固国不以山河之险。若关山必能固国，当年魏国何能夺我河西六百里，将我压缩到一隅之地？”
嬴虔是秦国著名将领，一生酷爱兵事，虽然在秦国变法中退出政坛深居不出，但并没有停止对军旅生涯的爱好揣摩。这番话有理有据，显然是不堪苏秦的议兵之说冲口而出的。以嬴虔的资望与持重，这番话简直就是宣布：苏秦的说辞荒唐不足信。
但苏秦却并没有慌乱。他是有备而来，自然设想过各种应对。略加思忖，苏秦笑道：“太傅既知兵，苏秦敢问，何以山东六国兵力俱强，却皆居防守之势？何以秦国兵力尚未壮大，却已居进攻之势？”
嬴虔一怔，喉头“咕”的一声，急切间想不透，未反上话来，默在那里了。
樗里疾机警接上：“以先生之见，却是为何？”
“此中要义，在于不能以兵论兵。兵争以国力为基石，并非尽在成型之兵。无人口财货之实力，虽有善战之兵，必不能持久。反之亦然。先年，秦国献公率能征惯战之师，而终于少梁大败，丧师失地，导致列国卑秦而孝公愤立国耻石。此中因由何在？当时非秦国兵弱也，实秦国国弱也；非六国兵强也，实六国国富也。今日之势则相反，秦国富强，故兵虽少而对山东居于攻势；六国实力大减，故兵虽众而自甘守势。此攻守之势，绝非单纯兵力所致，实乃国力所致。唯其如此，以兵论兵，不能窥天下堂奥也。太傅以为如何？”苏秦觉得必须以深彻见解使这两位大臣无反诘之力，才能达到说服秦公目的，一番话说得很有气势。
樗里疾却嘿嘿笑了：“先生一番话倒颇似名家诡说，国力兵力犹如鸡与蛋，孰先孰后，却看如何说法了。”
“避实就虚，不得要领。”嬴虔冷冷一笑，霍然站起，“君上，臣告退。”说完竟大步去了。苏秦心中一沉，大是惊讶——秦国臣子如何恁般无礼？
国君嬴驷却仿佛没有看见，淡淡笑道：“先生之论，容嬴驷思谋再定。来人，赏赐先生二百金。”话音落点，木屏后一声尖细的应答，一个黑衣老内侍捧盘走出，仿佛准备好的一般。
刹那之间，苏秦面红过耳，满腔热血涌向头顶。他低下头咬紧牙关，一阵长长的鼻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从容站起拱手道：“多谢秦公厚意，苏秦衣食尚有着落。告辞。”说完大袖一挥，扬长而去。
“先生慢走！”樗里疾气喘吁吁地追到车马场，在轺车前拦住苏秦深深一躬，“先生莫得多心，国君赏赐乃是敬贤之心，并非轻慢先生。”
“无功不受禄，士之常节也。”
“先生可愿屈居上卿之职，策划军国大计？”
苏秦仰天一阵大笑：“犀首尚且不屑，苏秦岂能为之？上大夫，告辞了。”一拱手转身跨上那辆青铜轺车，一抖马缰辚辚而去。樗里疾怔怔地站在广场，迷惘地看着苏秦远去的背影，沉重地一声叹息。
第三章西出铩羽（5）
五、命乖车生祸
一辆青铜轺车从长街驶过，车声辚辚，马蹄脆疾，行人纷纷侧目。
并非秦人少见多怪，实在是这件事大为奇特。按这辆青铜轺车的华贵典雅，惯常当是四匹同色骏马驾拉，方合高车驷马的规矩。至少也应当是两匹骏马驾拉，方算得轻车简从。这不仅仅是威仪匹配，还因为这种青铜轺车坚实厚重，绝非一马之力可以长行。但这辆轺车却只有一匹并不雄骏的棕色马驾拉，偏又跑得轻松急促。秦人素有马上传统，岂能不大为惊奇？更有眼疾者惊呼：“呀，还没有驭手！”“布衣无冠，如何有此等高车？”一惊一乍，更招来市人驻足观望。
车上主人却仿佛没有看见纷纷聚拢的行人，径自抖缰催马，直向东南一片灯火汪洋的街区而来。时当暮色刚刚降临，夕阳还没有隐去，眼前这片明亮的灯海与身后已经陷入沉沉暮霭的国人区，仿佛两个天地。
这片遥遥可见的灯海，是秦都咸阳名动天下的尚商坊。
老秦人常说周秦同源。秦人所建的咸阳都城，大格局上师法了镐京古制，只不过规模大了许多，小布局略有变通而已。整个咸阳分为两个区域，即“城”与“郭”。“城”是国君宫殿与官府官署集中的区域，四面有城墙，民间称为小城或王城；“城”外的街市区域称为“郭”，是国人、军队、商贾、作坊集中的区域。春秋战国之世，“郭”的区域远远大于“城”，所以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至于大多少，则无定制，要取决于都市的建造目标与可能进入的人口。咸阳的城、郭都很大，建造时的规模已经与当时的大梁、临淄、洛阳比肩，成为天下第四大都城。历经十多年的扩展，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东方三都，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城。举凡国都，堂皇气势在于“城”，殷实富贵在于“郭”。真正能够对天下商旅与民众生出吸引力的，还是“郭”区。工匠、百业、商贾、店铺、财货、器物以及国人文明，统统都在“郭”里体现出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郭”中商市的繁荣程度。商旅通则物流通，物流通则财货不乏，物流畅通，非但弥补了本国物料的短缺，而且增加了国库钱税。如果一个国都的“郭”区能够成为天下著名的商旅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那可真是难以估量。
历经春秋三四百年，商人商业就像无孔不入的涓涓溪流，非但渗透瓦解了古老的礼治根基，而且融通了天下财货，给庶民官府带来了许多好处。周王室时期那点儿可怜的官商官市早已经被生机勃勃的私商取代，新兴的诸侯国对商业商人也早已经刮目相看了。齐国管仲做丞相时，官府介入商业，经营最重要的盐铁，又对私商统一管理，使商业在齐国成为与农耕并存的两大经济支柱，也使齐国临淄成为春秋时期最发达的商旅大都。
进入战国，商旅与自由工匠融合起来，商贾不再仅仅是贩卖成物的牛车商旅，而且成为直接制造各种器物的作坊主，他们的作用更大了。这时候，最早实行土地变法的魏国，成了天下最大的市场。丞相李悝发明了一个平粜法——丰年谷贱时由国库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农民的余粮，荒年米贵时将国库储存的粮食低价（平价）卖出；具体价格由年成丰歉的程度（丰年三等，荒年三等）核定。这样一来，但凡丰年，商旅们就将在别国低价收购的粮食运到魏国来，卖给国库，魏国府库便极为充盈；而但凡荒年歉收，商旅们却又无法在魏国高价卖粮，因为他们无法抵御魏国府库源源不断的低价粮食；运走吧，几百里路途人吃加牛马饲料更是折本，无奈只好自认倒霉，跟着降价。
如此一来，魏国粮食只进不出，几乎将天下商旅手中的粮食财货大半吸引到了魏国的安邑商市。魏国的富强，一半功劳便在于借了吐纳天下财货物流的力量。直到魏国迁都到大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