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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对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起了什么样的主导与规范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百年来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来的一次强烈
表现，它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在伦理上强调斗私批修，总之都是要扼杀个人，扼杀个性。
宣统逊位以后的民国历史实际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在起作用的点。虽然风云
多变，然而草蛇灰线，轨迹宛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还不过瘾，非要当皇帝不可。虽然只
当了八十三天，但是一方面天下嚣然，一方面群臣劝进，这是最初的表现。贤哲如孙中山，
因为政治运作的需要，还说“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
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蒋介石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以后，以国民革命的名义
誓师北伐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他利用民族主义来转化人民的自由要求，做得尤其巧妙，
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和“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口
号，作为排斥异己实行独裁的理论基础。抗战胜利之后，还在南京演出了一场献九鼎的个人
迷信的国粹丑剧。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
是农民革命。”中国学者受了他几十年的教育，但是却很少有人研究，既然“实质上”是农
民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
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
“自由”的色彩，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是随
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
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古训。
青年时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 《毛选》
一部 ，
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接着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可谓
大匠不但示人以规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为切
入点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与成因。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时期，（据他自己对斯诺讲）又对
胡适倍致敬仰，但是，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
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对农民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提示，尊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正脉。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
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政权之所必需。到文革中林彪
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出来批判，又在中国历史上举出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四个人
许为同道。到文革末期批林批孔的时候，他还举出了一个盗跖以反衬孔子之恶。盗跖大概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了。自他以下，毛泽东对不少人都有过评论，
最著名的如大跃进期间号召全国学《张鲁传》①，学习五斗米道②“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的精神。
以上是指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作而言。就意识形态而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扬
法抑儒，而且提出儒法斗争是中国思想政治史的主线。说实在的，当时颇有一些自以为对中
国历史有点知识的人口虽不言，实际上是腹非的，我自己就是一个。现在想起来，毛泽东的
确可称独具卓见。不过说儒法斗争，也许还是说儒法合流或儒法互补更妥当一些。他说，
“千
古皆行秦政制，③十批不是好文章”
（后一句是批郭沫若扬儒抑法之非）
，实与谭嗣同说“两
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也与许多史家评中国历代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
“儒表法里”
相一致。如果我记忆不错，朱元璋就曾因为孟子倡言“民贵君轻”，差一点把他革出文庙，
不得配享从祀。法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值得大加重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总之，以我愚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决不可能
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何况，“五四”时期的中国
思想界十分活跃，除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新村主
义，……不一而足，还有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甚至还有张东荪的主
张只立不破、以新换旧的“不骂主义”，倒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可惜这样的多
元化在法律上并无保证，政权还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不过由于军阀混战而控制力稍松，暂时
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而已。至于这些思潮中哪种思想后来被历史选中，只有整个文化传统才
是其答案。顺便说一句，当时名高一世、以后也可能名垂千古的《新青年》，起初销路只有
一千份，以后也没有超过一万五千份。这个数目怎么看都不能说是很大的。
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从俄国
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激主义”或“过激党”。
但是它在“五四”时代，也不过是“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天下”中之一家而已。而且中国
人之接受马列主义，不但因为其思想吸引力，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就在一九一九年七月
二十五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二十一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
时，加拉罕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建议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
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虽然这一宣告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一直
到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可是对
中国人民来说，它同日本与其他列强的态度却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对比。同是一个俄国，革命
以前同革命以后，对中国和世界的态度就全然改变，成了世界上惟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
想使中国人不闻风响应，并且想进而探讨所以有此改变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何
况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共产主义思潮强过于中国的
国家并不少，但是它们后来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所以，外铄的、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
中国后来走向“极左”的根本原因，只有“极左”这个词儿倒是外来语，而且确实是与马列
主义有关的。当然，苏联模式，或者干脆就说斯大林模式，对中国所起的坏作用不应低估，
但是它顶多也只能是辅因，而不能是主因，主因还是要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中去找。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模式的“主动创造”特别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人认为，
“五四”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这话在今
天看起来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专制帝王还一再扼杀市场经济。这也许正是中
国知识分子历来不重视经济的缘故。不过“五四”时期正是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
族工商业第一次得到机会大发展的时候。而且在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传入中国以前，中
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实际上都是沿着严复开辟的路子，祖述亚当斯密的学说，亦即自由主
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人作为全体真正意识到“市场经
济”和“私有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到二十世纪末的事情了。
我浅陋不学，于外国的事情所知极少，不敢妄议。但是总觉得民族国家虽然在它最早的
发源地欧洲已开始弱化，却仍然还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的单位，仍然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
“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