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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
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
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
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
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
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
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
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
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
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
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
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
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
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
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
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孟什维克分子、民族一共产党人、社会一叛变分子进
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捍卫的也是类似的纲领。它的策动者反对形
形色色的私有制，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带倾向
性的批评。”
我在报告中呼吁所有各党派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行为路线，不要感
情用事，主要是要冷静地进行政治评估。“当然，‘我们和睦相处吧厂这种一团和
气的原则任何人也不需要。极少数人与党的战略方针相对抗，公然违背党章，他们
离开苏共，不仅不会有损于党，反而能够增强党的力量。”
讲到这里，最后我建议下次党代会于11～12月召开，届时将通过党章。
然后开始发言。我没有听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他们建议为了“保险”起见，
也学学以前领导人的样子，“组织大家讨论”（即预先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支持批评
者，事先和他们谈好，等等）我不打算耍什么手腕。我认为公开行事的时候到
了。要是中央多数人拒绝草案分道扬镳将在所难免。如果草案能够在全会上得
到赞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番较量，原教旨主义者和改革派分子最后会闹到劳
燕分飞、各行其是的结局这一切都将推迟到党的第二十九次大会。毋庸讳言，
我认为这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由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
党的命运，这样做既恰如其分，又名正言顺。
正如所预料到的，发言一开始，批评意见和种种责难就劈头盖脸而来，说对马
克思、列宁的思想要矢志不渝的话表述得不够明确，说对向市场过渡的话阐释得过
分单一了，对于苏共在苏联人民面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讲起来用不着羞羞答答，
等等。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我的助手们就越感到“无聊”，他们担心全会秘
书处会把草案改得不成样子，但我心里却感到更加放心。因为他们发言的语气和内
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两三个歇斯底里的发言，他们诅咒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人，坚信我们的思想教条是永恒的。绝大多数发言者在评价文件草案时，其立场已
经远远超前于社会意识了。
甚至那些思想保守、怀念旧制度的人或是对自己所珍惜的旧事物念念不忘的人，
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上，
在电视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制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
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
中扎下了根。
那些痴迷者呢，难道他们不在会场中吗？他们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挺身
而出，反对“异教徒”呢？我想这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四月全会的结果
还不曾忘记，当时硬是不让提总书记下台的想法。从那时起，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
化，因而在这种场合下新的“船上暴动”被认为是肯定要失败的。其次，他们不能
不考虑6月底7月初新奥加廖沃进程的果实已经开始成熟，社会意见趋于赞同。在这
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分裂，首当其冲的首先是“党内的大佬们”。
最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站出来猛批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般地说，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用这种手段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已经着手采取“坚
决的”强制行动了。
不管怎么说，全会受委托搞出了草案，大会秘书处在没有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
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全会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首先提请大家注意，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务
必要表现出眼界的开阔与宽容。社会公众已经很劳累了，他们不愿再忍受新的谈判、
对抗和社会超常的紧张情绪，当到处都在呼吁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国家的
利益置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争论之上时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了。抓住这一普遍的倾向
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针和对政策的文明态度。
对于那些用“改革派”概念吓唬人的人，我想提醒他们注意列宁的一段话：
“从直接、完全摧毁旧事物的意义上说”，必须将“与众不同的、改革的类型”放
在革命方法的位置上。这话是1921年说的，当时整个事业都在面向改革。
我们到了必须“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进行新的根本改变”的时候了。
在旧模式的框架内我们找不到答案，就像我们的朋友未曾找到一样，我们帮助他们
“试验过”这种老的模式。不错，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危机，但这种危
机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了危机，接着到来的便是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
向前迈出的新的坚定的步伐。
中央七月全会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苏共改革的现实前景打开了。
至于能否利用这个可能这就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事情总的进程了。
全会成了1991年上半年的一个独特的事件。在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的命运中，一
个最富有戏剧性的阶段开始了。
目标近在咫尺
早就有人说，历史危机时分的时间是凝聚的，被浓缩了又浓缩，直至无限。几
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后果等于几百年间所发生
的事。1991年下半年我国就是这样。事件发生的独特动因和事件发展的“基本事件
的轴心，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严酷的斗争。
第一，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我们联盟国家的命运：存在下去，以后以新的形式保
持现有的联邦制；或者分为各个部分，完全解体：这样对人民必将产生诸多极其尖
锐的问题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第二，是改革的命运，是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命运，是当
时确定的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中途夭折？如果改革能够继续
进行下去，那么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速度、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过渡到一个比
较富有成效的经济和管理体制？
第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由谁、哪些社会力量、政党、集团和领导人在我国
历史的新的阶段出来掌握方向盘？
当然，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错综复杂的。而且事
情的结局，可惜不光取决于所谓客观规律和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还要看各政治集
团激烈竞争的情况如何，看各民族的社会精英们的热情和总的人员气质与渴望程度
如何。
非常重要的是，经历了各种风雨错综复杂的政治权谋，对立双方的争论与
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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