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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
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
束鲜花向我们走过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护栏上。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个场面曾出现在许多电视屏幕和无数报刊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中安排了去施图肯布罗克小镇拜谒苏军战俘纪念公
墓。战争初期这里建了一座集中营，关押战俘和从各个国家强行挟持来的人，这些
人被利用在矿山、军工企业、农场做工。他们只得到很少的口粮：每天只发给200克
面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么面包。他们的劳动却极其繁重。数十万苏联人以及波
兰、英国、法国的公民被关过这个集中营。我国同胞大约有65000人在这里遇难（被
处决、饿死、病死），埋葬在集中营的附近。
1945年4月2日美国人把这个集中营的囚犯解救出来。苏联战俘代表组成的倡议
发起小组坚持要求为死难的同伴整修坟墓。1945年5月，根据原集中营的囚犯、建筑
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莫尔丹（1984年去世）的设计，在公墓建立了一座
方尖碑，纪念在施图肯布罗克遇难的战俘。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月，这座公墓逐渐荒芜。然而有一个小组在牧师迪斯特
尔·麦奥尔的带领下主动地照看墓地和纪念碑。1963年这个小组改组为“献给施图
肯布罗克的鲜花”工作小组，它提出了“在死难者的陵墓上向俄国人伸出援助之手”
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纵容下，新法西斯歹徒
践踏陵墓，并试图毁掉纪念碑。于是出现了一些青年护卫队。到了70年代，“献给
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积极活动着的反战社会团
体，它拥有来自西德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会员。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们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团参加这项活动。但正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所说，这个
公墓却没有来过一个官方代表团，无论是西德的还是苏联的代表团。
这一次随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仅仅有代表团团员，并且还有陪同我
访问的文化界人士，东正教教会代表皮季里姆。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汉内洛雷·
科尔和劳女士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夫人。
那一天邻近城镇的居民在公墓举行了集会。他们向纪念碑献了一个饰着长长的
红色丝带的花圈，而科尔夫人和劳夫人献了鲜花。都主教皮季里姆发表了讲话。这
一次做了早就该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强加的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墓默哀，并向新德国
的公民说了友善的话语。德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而详尽的报道，认为这是一件值得
纪念的大事，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您在参拜公墓之后有何感想？”记者这样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
了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家庭不为在那个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亲人而悲痛。
我们知道，那个年月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向那些关心我国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谢。”
沉重的回忆，无以慰藉的哀伤。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更加理解，通向苏德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和解、亲近的路途是多么艰难。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厂冶金工人的会见令人激动。我们刚下汽车就受到了
几千人夹道欢迎。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大车间，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挤得满满的。除
了临时布置的“池座”之外，机床上，隔墙上都挤满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构件
上，吊车上，还有的人相互轮流着爬到肩膀上。我们代表团、工厂的领导人、工人
代表被安排在讲台上。听了别人对我们讲的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了，按照准备好的
讲稿去讲是行不通的，即使离开讲稿而另外加进几句也不行。由于我几乎每说一句
话都被喊叫声和欢呼声打断，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间应当采用的讲话方式，直截了当
地、而不用任何华丽词藻地谈了劳动者在一切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谈了德国人民
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
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
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
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
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
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
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
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
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
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
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柏林墙的倒塌
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部分”发生了使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
波兰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权。昂纳克下野。柏林墙溃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当然引起我们极
大的不安。但是我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
由和不干涉内政。
在和科尔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昂纳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
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如此等等。这使得我有理由认为科尔的“抱
怨”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一旦他本人决定对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希
望把我当作他的“盟友”。不管怎么样，我每次都明确地告知科尔，我们决不会就
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号施令。
我们当然也不是瞎子，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
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我们忧心忡忡。如果我说我们完全坐视不理，那是言
不由衷。但是，我曾坚决否认、并且仍在否认那种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
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民主德国领导人接触是企图施加压力，强加于人，进行讹诈，
如此等等。
从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纳克会晤和交谈过七、八次。我对作为领导者和普通
人的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看法。关干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相关的章节中谈到。
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
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我们的
最后一次会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我怀
着特别不安的心情回到国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
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我的预感并没有错。
仅仅过了两周之后，民主德国的危机趋势达到了最高点。前党政领导人对国家
失控。昂纳克被迫下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
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幸好，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并
没有对人民的不满进行血腥镇压。我认为，我国的立场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二套”党政领导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机会，很难肯定。科尔后来对我说，他一开始就确信埃贡·克伦茨无法控制局势。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事后聪明。至于说到我，说老实话，曾
一度抱有希望，以为新的领导人能够把共和国事态的指针拨到两个德国新关系的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