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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
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
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
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
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
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
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间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
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
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
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共产党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
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
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
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共
产党。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革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
设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
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
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
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
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
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
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
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
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
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
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
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
相容，格格不人。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
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
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
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人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
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坐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
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
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
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
“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
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
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
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
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
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
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
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
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
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
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
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
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
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
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
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
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
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
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
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
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
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
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
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
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
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
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
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
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
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
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
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
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
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作出一个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
“疯人派”的阿贝尔一卢派。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
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
革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
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戈利丹斯基院士
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
今后就打算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