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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
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
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
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
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
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
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
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
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
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
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
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
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
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
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
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
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
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
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
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
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
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
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
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
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
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
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
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
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
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
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
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
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
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
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
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
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
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
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
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
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
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
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
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
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
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
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
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
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
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
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
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
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
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
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
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
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
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
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
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
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
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
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
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
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
“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
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
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
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
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
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