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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秘密联系渠道问题。8．阿富汗。需要有个切合实际的计划。9．致叙利亚总统候
·阿萨德的信。10．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的建设性方针。11．巴基斯坦——继
续执行既定方针。”
还有一段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笔记：“必须逐步调解冲突；同阿富汗领导人（巴
布拉克·卡尔迈勒）会谈关于扩大制度基础的问题；同索科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商
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不得全面放弃阵地。”
“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向酗酒宣战。3．居民中缺乏保障的部分。4．
用作果园和菜园的土地。5．医疗。”
准备同葛罗米柯、切布里科夫、利加乔夫面谈：“1．关于未来的中央委员会
（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关于罗
曼诺夫；关于党中央主管国防的书记人选）。2．关于外交部长：不限于外交部部内
范围……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
关于同《文学报》主编亚·恰科夫斯基谈话的记载：
“1．老广场机关脱离了领导层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宣传的安排（暗示济米亚宁和
斯图个林）。党中央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部应当合而为一。2．电视应当改革：存在
着抢新闻的斗争，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斗争。《真理报》应当步调一致。马克思主
义宣传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对其失掉兴趣。3、要对历史进行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必
须搞清历史，包括我国的现代史。4．如果我们希望新政策获得支持，就应当恢复对
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5．关于文学事业：文学和创作界中宗派主义的泛滥；对过去
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场分明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应当与新任务配合一致。
6．不应当拿美国武器吓唬苏联人民。”
同尤·鲍·哈里顿院士的谈话：“1．关于进行以核灌注方法获取激光的实验。
2，关于电磁辐射的研究，这种辐射对导弹控制系统可能发生的影响。3．关于用高
速运转计算机紧急装备中央的问题。”
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
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
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
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苏共二十七大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反复思考其“最高任务”。三四月间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紧随其后在国内外政策中所
采取的一些步骤，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我在全国各地的巡行、同华沙条约领导人
的多次会见、出访法国、同里根和其他外国领袖的谈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许多新
的任务。1986年元月，我们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军纲要。现在需要系统地阐述和加
强改革的政治方针，具体说明实际工作的方向。自然还要通过新的党纲；其草拟工
作于10月份完成，经中央全会审查后已公布讨论。
按照惯例，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作总结报告。这次却决定称之为政治报告。
这样就能够摆脱对所做工作进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阐述战略性质的各种问题。
将近12月底时报告需要的材料已准备停当，于是新年前夕我动身去皮聪达休假。
当此之时，寒冷而有风浪的大海自有其凛若冰霜的美。阵阵海浪轰鸣着撞击礁石，
浪花飞溅，泡沫翻腾。空气中饱含负离子，仿佛伸手即可触及、重量足以感知，吸
上一口，如饮提神醒脑的鸡尾美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起来可谓惬意之极。
新年刚过，我立即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尔金请到皮聪达来。
他们带来了我请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提供的问题分析，作为工作小组原有材料的补充。
在矗立于海岸边的一栋小楼里，我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全面考虑了报告中所有的
论点，初步尝试着作出新的评价和结论。
报告中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的结论，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正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果承认了这一结论的
正确性，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将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集团是何等地荒谬。于是，报
告中就出现了下列一些记述：“全面对抗、军事对峙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不
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
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赢得“军备竞赛，正如打赢核战争本身一样，
已经绝无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
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任务便是一个政治任务，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
能完成”。
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
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
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
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
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
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
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
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
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
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
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
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
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
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
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
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
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
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
了这样的作用。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
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
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
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
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人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
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制动器却经常开着。
报告初稿讨论完毕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维多沃。一天之后梅
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也来到那里，开始了报告的收尾阶段的工作。所提
出的各种问题全都保留了下来，而结构、材料说明等则作了重大的变动。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实际上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倾听并参与了我们的辩论。这时候才发现，
她的社会学研究经验、同高等学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识、女性的直
觉，全都很有用处。可以说她使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报告中有关家庭和妇女的社会
地位问题显得敷衍应付，是她提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话题更适合些、更放得开些。
的确，我们国家一直高喊口号，说妇女已经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够参加国家
的管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仅不如西方国家，连东方国家也赶不上。很抱
歉，我当政时领导层中也没有妇女。�